感受「文明」的當下

現代文明是進步的恩典？

直立人Homoerectus

滅絕的人類——尼安德塔人

舊石器時代的文化與「美術」

新石器時代與農耕開始

遺址為初期農耕社會代言

東亞的初期農耕文化

再次釐清何謂「文明」

最古老的都市文明——蘇美

大河孕育的永續性——埃及文明

印度河流域文明與跨埃蘭文明

中國多樣的古代文明

美洲大陸的文明

愛琴海的都市文明

希臘本土的古典文明

城邦的時代

由伊特魯里亞邁向羅馬

羅馬遺址透露的訊息

阿爾塔米拉洞穴的洞頂畫　西班牙北部坎塔布里亞州。一八七九年發現。與法國拉斯科並列為舊石器時代具代表性的遺址。圖為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館的阿爾塔米拉洞穴複製品。

◎二足步行造就「雙手的解放」

從生物觀點看人的進化，自從達爾文提出演化論以後，人們陸續發現許多驚人的事實。然而至今仍有許多謎題尚未解開，舊有的通論也不時因為全新的發現而顛覆。關於演化的原因眾說紛紜，自然淘汰（物競天擇）在過去是有力的論述。但在今天也有人提出中性演化理論（Neutraltheoryofmolecularevolution），認為分子層次上的突變對於生物的生存無法說是有利的或不利的，只不過是這種突變碰巧在團體中擴散紮根所造成的變化。

今日的文明由人建構，在此先不探討演化論，而是聚焦於人在生物層面的特質，同時追溯其演化變遷。我們是人類，雖然已經演化為特殊的生物、建構出文明，但終究是眾多生物中的一種；本章也將在確認這點的同時追溯以往的變遷。

距今大約六百萬年前的某個時間點，人告別了大猩猩或黑猩猩的祖先們，開始了演化上的獨自開展。在這個時間點，人有個極其顯著的特徵，就是開始能以二足直立步行。

直立二足步行的轉化過程伴隨著莫大的風險。除了猛禽類，大部分的肉食性動物都是四足步行。四足步行不僅容易獵捕動物，也有利於保護自身不受外敵侵害。轉變為直立二足步行等於放棄前述兩項優勢，成為肉食性動物容易下手的獵物，風險隨之提高。事實上，在南非斯瓦特科蘭斯（Swartkrans）遺址發現的最早期人類（南方古猿屬〔Australopithecus〕）的遺骨中，有一部分帶有被豹攻擊的痕跡。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人類甘冒風險，轉變為二足步行，至今仍無明確的解答。雖然原因仍是個謎，有一點卻是毋庸置疑的——由於直立二足步行，人的雙手被解放了，不必在支撐體重的同時，負起步行移動的職責。

有學說認為，雙手自由後很適合製造或使用工具，此係促進文化發達的原動力。然而黑猩猩也會利用工具採集食物，即使還只是非常初步的運用，卻也明顯證實工具並非人類的專利。不過人類總是以二足步行，可以使用的工具更複雜，使用時間更長久，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在話下。二百五十萬年前，巧人（Homohabilis）型態的人類之所以能創造石器，主要因素即是基於此一差異。此外，二足步行適合用雙手及肩膀或背部搬運物體，如此可將捕獲的獵物或採集的食物搬運到沒有獵食者、相對安全的地方食用，就躲避獵食者的角度而言是個很大的優點。

在幾年前，筆者的阿基里斯腱曾經兩度斷裂，當時有三個月的時間必須依賴柺杖行動。其實拄著柺杖行走並不如旁觀者的想像來得不自由。但在拄著柺杖行走的時候雙手空不下來，因此無法拿著東西移動。哪怕是一個碗、一個保特瓶，平時雖能輕鬆帶著走，使用柺杖時卻是難以實踐。雖非心甘情願，那時筆者卻再次體會到，二足步行促進雙手自由是多麼重大的變化。

二足步行使人類得以運用雙手自在搬運物體，這項能力使人類得以帶著食物達成距離更遙遠的移動。很多人都知道，某些草食性動物會因季節變化長途遷徙，馴鹿即有此習性。由於二足步行，人類的移動能力變強，距離不在這類草食性動物之下。不僅如此，倘若期間不長，人更可以藉由攜帶食物前往未知的土地，事先不清楚當地是否有食物也無妨。近年有學者發表一論述，說明二足步行移動遠比四足步行有效率，消耗的能量也較少。假使二足步行的效率才是造就長距離移動的因素，可知日後的源出非洲（Out-of-Africa）也是因為人類轉為二足步行才得以實現的現象。

直立步行時，體表受陽光照射的面積比四足步行少，地表反射的熱也比較不被軀幹直接吸收。一說認為此係人類轉變為二足步行的原因。對於出生在非洲熱帶地區的人類，如何躲避豔陽的確是重要課題，但這點仍未成為定論。儘管直立二足步行的轉變理由不明，轉變後的發展卻是顯而易見。

人類改為直立步行後，氣管與食道變得與地面垂直，相較於水平狀態時，提供飲食或空氣流動的管道功能產生微妙的變化，得到更圓滑的發揮。構成喉嚨的管道垂直化，使得喉頭與聲帶的水平負荷減輕，創造出更良好的條件，讓發聲功能更加完善。銜住物體、咬住獵物是口腔原有的重要功能，但隨著行動方式轉化為二足步行，該功能轉由雙手承擔，口腔內部遂變得寬敞，舌頭也可自由動作。於是原有的器官除了用於飲食及呼吸，也得到控制聲音的功能。以上演變使得人類得以發出多樣且微妙的聲音，為將來語言的誕生奠定基礎（學者仍未查明語言在人類歷史的什麼時間點發生）。當然類人猿也有喉頭，但卻不甚發達，無法控制肌肉做細微的動作，進而發出強弱不一的聲音。直立步行正是促使這些肌肉得以做到細微動作的主因之一。

成年人類與黑猩猩的喉嚨型態比較　參考正高信男《〇歲兒獲得語言的時刻》（中公新書，一九九三年）繪製。

尼安德塔人（Homoneanderthalensis）於二十萬年前才在地球出現，但其聲帶位置仍比現代人低，因此呼吸道比現代人長。聲音語言由音素組合成詞彙，屬於雙重分節（doublearticulation）結構，為了發音不僅要能自由調節呼氣量，在控制音節長短的同時，還要讓呼吸道內的空氣震動，使其傳向口腔。因此無論呼吸道太長或太短都難以調節聲音，學者認為即便是尼安德塔人也只能發出呼喊、呻吟之類的叫聲。芬蘭專精烏拉爾—阿爾泰語系（Ural–Altaiclanguages）語言的尤哈．楊虎嫩（JuhaJanhunen）表示，高加索地區有一種語言只有一種母音，稱為烏德蓋語（Udege），直到幾年前仍有人使用。在探討語言的時候，除了發聲功能另有一項重要因素——什麼概念有必要透過聲音傳達？

遠在尼安德塔人出現以前的階段，人類的演化還在為將來的聲音語言做非常初步的準備。但即使是這個階段，喉嚨周圍的肌肉已經開始從強韌邁向可控制細微動作的狀態，不過這也在人類和外敵戰鬥之際形成一個極大的弱點。

直立二足步行的人類進一步演化後，新型態的人類在地球誕生，稱為直立人（Homoerectus），Homoerectus的字義即是「直立狀態的人」。這種類型的人類稱為直立人，生存於更新世早期至更新世中期（一百八十萬～二十萬年前）。相較於以往其他類型的人類，他們擁有更大型的身體與頭腦，會製作手斧等打製石器，捕獲的動物或將動物腐屍剝去表皮是其食物來源之一。

直立人相較於更早期各類型的人類，體型更為龐大，體格幾乎不比現代人遜色。以往人類的體型約在身高一百三十公分，體重三十公斤，此時達到身高一百四十～一百八十公分左右，體重六十公斤左右。由於身體變大，腦部隨之變大，收納腦部的頭蓋骨也比以往更大。頭蓋骨在變為化石的過程可能發生扭曲、膨脹、縮小，若將這部分誤差也納入考量，直立人的腦容量平均約一千毫升（分布範圍約七百五十～一千二百五十毫升），比起以往的類型（如南方古猿屬，平均五百毫升以下）增加五成以上，可說是大幅度的變化。

既然身體變大，腦部當然也會變大。重點是體型變大以後，腦容量與體重的比例有多大的變化，亦即腦容量是否相對增加。在這方面，直立人相較於以往的類型，不僅沒有極大的差異，比之現代人的腦部大約只小三成。換言之，直立人的身體幾乎與現代人相同，腦部卻不如身體來得發達。

然而隨著腦部與頭蓋骨變大，一個現代人也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也浮出檯面。頭蓋骨為了收納大型的腦部而變大，這樣的胎兒在生產過程中，對於母體造成的負擔之大遠非以往可比。而且人類的骨骼在轉變為適合二足步行的歷程中，骨盆的結構也有變化，女性的產道比以往窄小。由於產道縮小，以及胎兒頭蓋骨變大，胎兒變得更難安全通過母親的骨盆。當然女性的骨盆也隨著身體整體變大而比以往更大，以便適應胎兒頭蓋骨的大小，但光只有骨盆變大卻不足以因應大型化的頭蓋骨。

胎兒的出生時期因此改變，在頭蓋骨尚未充分成長、身體尚未成熟的階段就誕生。人的胎兒開始提前離開母體（有袋動物也是在未成熟的狀態出生，以袋鼠為例，出生後會在育兒袋度過約八個月，然後如其他哺乳類一般的成長），該階段相較於其他動物可說是早產兒。不在母體內充分成長就出生的幼兒非常脆弱，因此需要長期受到體貼周到的養育。幼兒期的營養來源完全仰賴父母，少了父母的保護便無法生存，這段期間的長期化使得直立人的生活發生變化。

成長遲滯係指獨立以前所花的時間比其他情形更多。在靈長類同樣能找到成長遲滯的傾向。但是人的成長遲滯遠比靈長類來得顯著。若是草食性動物，出生後數十分鐘即可站立行走。反觀人類的新生兒，至少要數年才能穩定行走。這是二足步行與身體、腦部大型化造成的結果，對於人的生存是很大的風險。因此人類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應對風險之道，放眼其他各種動物皆無雷同，使得人與其他動物之間有一道更加明確的界線。

為因應成長遲滯而生的新變化中，其中一項是促使人類獲得語言的契機。嬰幼兒無法自主移動，也無法取得飲食，當他們處於長期依賴父母的狀態，必須對父母表達食慾等生理需求，子女與父母的溝通比其他動物更為重要。聲音語言及肢體語言因此得到問世的契機，筆者認為很有可能是在適者生存的作用下，使得溝通能力優秀的個體存活下來。畢竟在現代醫學發達以前，人類總要面對極高的幼兒死亡率，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推測，溝通能力優秀的個體，其生存率比能力不佳者高。

另一個變化是，為了養育幼兒，雙親其中之一必須將許多時間花在育兒。又或者該說，是因為成長遲滯顯著，新生兒必須經歷長時間的幼兒期，才會連同父母三者形成家庭般的團體。育兒的主軸由雙親的何者擔任，也只有在家庭團體形成後才能選擇。此一職責當然也可能由兄姐等家庭成員擔任，但在剛出生後的哺乳期間只有母親能供給養分，因此最終必定由母親負責育兒。

此時家庭所需的糧食幾乎必須全由父親張羅，不僅要採集植物或昆蟲，也要將目標轉向更有效率的營養來源。以後來的尼安德塔人為例，其中一種對象就是大型動物。然而獵捕大型動物不像採集果實或根菜類容易，必須透過團體內的各種溝通、集體行動實踐。假設女性也參加獵捕工作，懷孕生產期間將會對集體行動造成阻礙。可見大型動物的獵捕工作勢必會由男性擔任主軸。於是男女開始分工合作。

幼兒期的長期化還伴隨一個變化——對父母而言，對於幼兒的教育期間變長；從幼兒的立場來看，接受外界影響的時間變長了。換言之，雖然個體學習能力的優劣或環境差異在成長遲滯開始以前無足輕重，此時卻因為幼兒獨立前的學習期間變長而在成長過程擴大影響，造就各式各樣的個體。

成人間的個體差異明顯後，人類開始意識到不同個體的存在。儘管意義與現代不同，個體的存在還是開始為他人所意識到。學者推測，這點會在合作進行高難度作業時（例如獵捕大型動物）受到更強烈的注意，使得人類對個體存在的意識更加明確。學習期間長期化使得個體多樣化，高難度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凸顯個體能力差異，兩者相互對比愈發凸顯差異，於是人類開始意識到不同個體的存在。

擅長找尋獵物的人、擅長殺傷獵物的人，因此在團體中會受到尊重，也會成為其他人效彷的對象，整個團體的狩獵能力會逐漸提升。人類的智慧不僅限於適應環境的過程中累積的經驗，也包括透過模仿而形成的、基於團體共享的智慧財產，這些智慧的擴大、傳承，以及記憶能力開始在人類的生存與生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透過學習獲得的各種生存巧思、方法勝過人類原本蘊藏於基因的生存本能機制，結果為每個人帶來莫大的價值，幫助他們存活下去。換言之，跨越世代累積的求生記憶開始發揮凝聚效力，形成一種必須被繼承的文化。

由於幼兒期的長期化，母親必須為養育幼兒花費非常多時間與勞力。人類以外的動物頂多幾個月，但在人類最少也要幾年寒暑。

在如此重要的時期，倘若母親進入發情期，幼兒將被拋在一旁，動輒因此喪命。為了避免這種危險，人類不再擁有發情期這種特別的時期。其他動物有週期性的發情期，每年一或兩次，相較於人類是很大的差異。

性慾有週期性的高漲可促使性交行為旺盛，但就物種保存、人類在物種層面的昌盛而言，發情期的消失可能使這種現象衰退。為避免衰退、並使物種確實延續，女性的身體開始擁有性魅力。這點不僅可彌補發情期消失之不足，甚至大幅擴大可性交的期間。性交期間擴大，等於男女冷靜選擇性交對象的期間都有所增長。擁有週期性發情期的動物在發情期時，會情不自禁地從有限的性交對象之中選擇對象。相較於這些動物，人類已經步入不同層級的境界。

由於男女雙方分別根據其性喜好選擇性交對象，性交對象間的聯繫也變得比其他動物長期而緊密，這種緊密的聯繫形成夫妻關係，也為子女出生、男女分工化的「家庭」誕生奠定基礎。

對種的繁盛的意義上，家庭的誕生具有非凡的價值。透過分工使得工作量有效率的增加、對於幼兒或子女的教育、家庭間以家庭為單位的集體行動、基於家庭發展的情愛發展為一股原動力，使人勇於面對、擊退可能威脅生存的大小事件或攻擊。家庭概念的形成時期至今尚未明確，但可能早在一百五十萬年前，亦即直立人開始活躍的時期業已存在。

家庭這樣的單位出現後，新的問題隨之發生。其中之一是亂倫（Incest）。在雙親與子女親密生活的家庭中，環境因素使得亂倫非常容易發生。而且人類不受發情期束縛，也因為身處學習經驗相似的團體，選擇家庭成員做為性交對象的可能性很高。亂倫禁忌（Incesttaboo）可能是在見證幾世代、幾十世代的經驗與結果後，才在某個時間點發生，人類開始意識到為了家庭的穩定延續，與不同的多個家庭結合成團體是一個好策略，是有其價值的。禁止亂倫是人類在原始時期發展的其中一項團體規範，也是社會規範，但尚未證實是否在直立人階段業已存在。因為和性相關的行為與禁忌等團體共同規範並未留下考古資料，諸般論述也只是推論。

根據以上論述追溯人類的演化，可知家庭或親子聯繫之所以誕生，有很大的因素是基於直立二足步行。總而言之，自從頭部的支撐方向因為直立二足步行而得以轉換為垂直方向以來，頭蓋骨與腦部就得到大型化的可能。但在這之後，為了保護母體必須提前生產、生出未成熟的嬰兒，結果必須度過長時期的幼兒期，育兒行為進而催生家庭或親子間的聯繫。追溯這段變遷，可知轉變為直立二足步行對人而言是多麼重要的事件。

地球上的動物為了使自己的物種留存延續下去，運用了繁殖這樣的基本方法。演化生物學者認為繁殖有兩種模式，一種是「r策略者（r-strategist）」，另一種是「K策略者（K-strategist）」。兩者有相對的特徵，人類生態學家大塚柳太郎對於r策略者的特徵曾經提出以下幾點：

①每次生產（產卵）生下的孩子（卵）數量眾多，孩子（卵）在生產時較小（小卵多產策略）。

②孩子（卵）成長快速，成熟得早。

③內在增加率（不受獵食者等外在因素影響時的個體數增加率）高。

④死亡率不受該物種個體數密度（以人類為例即是人口密度）左右，物種本身可能因獵食者等外在因素面臨生存危機。

⑤個體數變化大，且遠低於該物種於特定環境內可利用之糧食資源能夠滿足的可生存個體數。

由以上特徵可馬上聯想到，魚類或昆蟲是r策略者的代表範例。K策略者的特徵則幾乎與其相反，哺乳類是典型的範例。然而這些特徵只是相對現象，老鼠雖屬哺乳類，卻也擁有許多r策略者的特徵。

K策略者的典型範例是人類。每次生產出生的孩子通常是最小單位，只有一個，成長緩慢，發育成熟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一名女性終其一生能生產多少孩子？這個數字稱為終身生育率或完全生育率。決定這項數字的因素是女性最初生產的年齡，稱為初產年齡；還要考慮可生產的年齡最高到多少，在那之前需間隔多久才可生產。

現代人的生殖能力無法與我們遠古的祖先比較，但若以過著狩獵採集生活的現代人為比較對象，或許可以得到適於參考的數值。學者曾基於此一觀點，針對非洲喀拉哈里沙漠的薩恩人（San）進行調查。他們是狩獵採集民族，曾被稱為布希曼人（Bushmen）。該調查係針對四十歲以上的女性共七十五名實施。由於在四十歲以上無人有生產事實，生產上限年齡便是四十。調查結果顯示，薩恩人女性最初的生產在十九歲，生產間隔平均約四年，平均生涯生產數為四點四。此數值看似非常之高，畢竟薩恩人女性難以獲得近代醫療或營養價值高的糧食。對此，因為在調查時未滿四十歲即死亡的女性被排除在外，大塚認為平均生涯生產數可能偏高。而且雖然在這七十五名調查對象中屬於少數，但仍有生產子女數達八、九人者。如此高的數值可能是K策略者的人類取得r策略者的特質後，所形成的結果。至於這種現象的成因，大塚推測如下：「由於糧食改善等因素，生存環境提升，使得人類發生『自我家畜化』現象。」

大塚認為人類的「自我家畜化」之最大要因在於文化。在糧食取得轉為穩定農耕以前，人類早在狩獵採集生活的階段便發明、改良狩獵用的標槍或弓箭；利用火焰將橡實、七葉樹果等等加熱去除苦澀；將果實乾燥製成存糧。人類也不只會利用岩壁或洞穴躲避寒冷及風雨。之後還會提到，藉由建造豎穴式房屋（半地穴式家屋），人類獲得更能有效適應環境的庇護所。若說居所是不動產式的庇護所，利用毛皮或植物纖維織布製成的衣服便是可動產式的庇護所。又例如狩獵大型動物的工作分擔，這類分工或集體行動促進了社會體系的發展。透過這些文化，人將自身家畜化，在增加人口的同時也進一步確保物種穩定延續。人類正是身為K策略者，同時也偏向魚類之類的r策略者發展，進而成為地球上最強大的動物。

許多劃時代的事件使得直立人的生活免受自然威脅，更加穩定延續生命，除了身體與腦部大型化、透過集體行動獵捕大型動物、多個家庭群居等轉變，也包括火的使用。

關於用火，學者無法明確判定直立人是否能用摩擦熱生火。但從北京直立人居住的周口店石灰岩洞穴、南非川斯瓦（Transvaal）發現的痕跡可以確信，直立人會藉由火山爆發或天然氣的噴發、乾燥草木自然起火引發的火源，從事非常初步的用火行為。火的使用促使直立人的生活型態有根本的改變，可食用的植物種類也因此增加。火因此成為直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如何讓取自自然界的火持續燃燒，成為直立人攸關生死的大事。

筆者推測，直立人為了經常確保火源，火的管理工作是由經驗及知識豐富的年長者承擔。老化雖使體能衰退，不適合狩獵或採集食物，卻也正好適合待在固定的場所，負責看守火源。透過火這項新的資源，構成團體的各個世代不僅可以垂直分配職責，也根據性別水平分配職責，從而使得團體中發展出結構化的社會。

經由加熱或燒烤，某些原本不堪食用的植物成了食物。之所以有這樣的差異，是因為眾多野生植物之中，有些種類含有毒素，以避免同種被動物輕易食用殆盡。例如含有胰蛋白酶或氰化物的豆科植物、穀物、根菜類等。然而人學會了藉由加熱破壞這些毒素。雖然陶器在直立人階段尚未發明，因此無法進行炊煮，但有些植物只需火烤即可食用，可攝取的食物大幅增加。

用火不僅增加食物的種類，有些洞穴雖然適合動物棲息，卻不適合人居，但因為用火而一舉轉變為舒適的居住空間。雖然洞穴原本就具備各種優良條件，是適合遮風蔽雨的庇護所，但因為低溫潮溼，雖然適合有毛皮保護自身的動物棲息，對於體毛稀疏的人類而言卻非合適的居住空間。但因為開始用火，洞穴的舒適度比起以往的居所有了飛躍性的成長。洞穴也是非常適合躲避獵食者的場所，可在其中安全食用獲得的糧食。

目前已知直立人曾食用的大型動物包括象、馬、鹿、美洲野牛屬（Bison）、猛獁象（Mammoth）等。雖然不清楚這些動物是因人類撿拾死屍而被食用，又或者是因狩獵而被捕獲，但這兩種情況都很有可能發生。這表示直立人有足夠的人數得以共同狩獵與採集，以便捕獲或搬運大型動物，執行集體行動。論狩獵，獅子等肉食猛獸也會以多欺少，合作獵捕草食性動物，然而直立人的體能難望其項背，想要捕獲大型動物就必須透過更大規模的組織集體行動，這與獅子的集體行動截然不同。

以日本納瑪象（Palaeoloxodonnaumanni）為例，捕獲一頭約可取得二噸的肉及內臟。今日成年男子每日平均攝取熱量約二千大卡。如果全靠攝取肉或內臟供應，且每一百公克可提供一百五十大卡，則需攝取量為一點三公斤。若有二噸的肉及內臟，即可供應一千五百人份的熱量。假設參與狩獵者共三十人，其「扶養家族」共六十人，足以供應整整十六日的糧食。

人數愈多，愈能有效率地捕獲大型動物，錯失獵物的風險也比較少。因此直立人開始群居生活，有多個家庭在特定範圍的土地居住，以便讓更多人參與集體行動。複數家庭的居住地稱為居住營地（homebase），獲得獵物後最終會搬運至此，直立人可在此安全飲食。學者推測某些地點曾是直立人的居住營地，又根據當地出土的骨骼化石，推斷直立人曾經食用過什麼動物。

直立人會食用動物的肉，飲食習性轉為雜食。從肉類攝取蛋白質可以更有效率地攝取熱量。因此直立人不像草食性動物，不僅白天不需將大部分的時間用於攝取糧食，即使可攝取的植物稀少的狀況下，只要所在土地有可捕獲的動物棲息，直立人就能生存下去。直立人的居住範圍因此大幅擴張，但推測僅有極少部分的直立人只靠肉食生存。目前地球上也只有北極圈的因紐特人（Inuit）等極少部分人，過著僅食肉類的飲食生活，直立人的狀況無異於此。學者推測其生活仍以日常性的植物採集為主，偶爾獵捕成功則食用動物的肉。

直立人的文化特徵可從如何適應居住環境歸納。因為有此明確的文化策略，即便足跡遍及中國、爪哇、東非、北非、歐洲，各地氣候條件各不相同，直立人卻也能在各區域生存。支撐直立人的文化策略的，是視男女性別而定的水平分工，加上世代間的垂直分工所結構化的團體，亦即社會的組織優勢，是透過對各別個體特徵的多樣性而形成的東西。此外，團體培養的各種經驗知識也以共同記憶的形式累積，進而培育出新的環境適應能力。

團體擁有的環境適應能力，只要其環境持續不變就保有其效力。但若短期間內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以往累積的適應能力反而可能成為弱點。在此將時間快轉至西元九百年左右，此時復活節島的某一事件即是典型的例子。

誠如賈德．戴蒙（JaredMasonDiamond）論述，位於玻里尼西亞（Polynesia）東端的復活節島相較於斐濟、東加、薩摩亞等西玻里尼西亞諸島降水量較少，又因為周圍海水溫度較低，不僅魚類種類少，漁獲量也很有限。玻里尼西亞的族群在環境條件各異的島嶼間移居，對這些島民而言，適應這些環境是很困難的事情，要將原鄉的文化轉變為適合復活節島的文化必須歷經漫長時光。特定文化的行為若在不適當的環境進行，將對環境造成破壞。透過柱狀的沉積物採樣分析證實，這座島在島民移居之初有高近二十公尺，直徑一公尺的椰子樹生長；玻里尼西亞的其他島嶼也有高度超過十公尺的樹木，可用以製造獨木舟。總而言之，當地曾是再生能力脆弱的亞熱帶雨林島嶼。

戴蒙也曾介紹復活節島在西元九〇〇年時島上的動物。據其論述顯示，今日島上雖無原生種的陸鳥，過去卻曾有六種陸鳥棲息，在該島築巢的海鳥則高達二十五種。至於脊椎動物，則曾在貝塚中發現許多鼠海豚（Phocoenaphocoena）的骨骸。要獵捕鼠海豚必須先有能力在外海自由航海，需要運用大型獨木舟，而製作大型獨木舟的樹木正好曾存在於復活節島。

復活節島的摩艾像　玻里尼西亞裔居民移居後，生活的痕跡遺留至今。

據信當時的食用動物有鼠海豚、魚類、甲殼類、陸鳥、海鳥、老鼠、海龜等。多元的種類比之玻里尼西亞其他島嶼毫不遜色。然而這些動物幾乎都從這座島嶼絕跡，滅絕的原因正是一種惡性循環。由於原鄉文化影響，移居者皆為有能力操控獨木舟的人，向來能自由操控獨木舟以取得生活糧食。他們遵循移居前的文化，砍倒大樹製造獨木舟或建築房舍，後來為滿足生活必須，連尚未成長健全的樹木也被接連砍伐。

樹木數量因為砍伐行為而有絕對性的不足，用作燃料的柴薪也開始匱乏，需要大量燃料的火葬便轉為製作木乃伊。由於糧食遽減，不僅人口減少，甚至出現食人的行為。這些人骨不僅出現在正式埋葬地，遭擊碎人骨取出骨髓的碎骨也多見於垃圾場。各部族曾在島上建造巨大石像，亦即摩艾像。為了炫耀部族的力量，摩艾像愈造愈大，後來卻因為部族間無可挽救的武力衝突長久不歇，人們開始推倒其他部族的摩艾像。基於前述因果，復活節島成為玻里尼西亞中最貧瘠的島嶼。

此類惡性循環的例子在其他地區或時代也曾出現，但有些在最終發展為適應新環境的文化，正面循環的例子在地球上更是壓倒性地居多，人類也因此繁榮。有鑑於此，將文化的變遷視為人類設法適應環境的過程，可說是適切的研究方法，至少在史前時代（復活節島在歐洲人於十八世紀造訪以前都屬於史前時代）都說得通。

◎遺體的埋葬

距今約二十萬年前，古代人種[]繼直立人之後出現在世上。古代人種生存於非洲、歐洲、亞洲，使用的石器遠比直立人進步，並建構出更加進步的文化。其中又以尼安德塔人最廣為人知，研究最為深入。

二十萬年前出現於歐洲的尼安德塔人化石人骨的發現，比西元一八五九年達爾文撰寫《物種起源》更早了三年。由於是在基督信仰的社會被發現，當時人們依然相信神造天地，因此神祕的化石人骨被認為是在「諾亞洪水」罹難的人骨，又或者是頭部有障礙的現代人骨。這般解釋在當時理所當然，僅少數意見認為是已絕種人類的一種，直到十九世紀末才開始有人認同這種看法。[]

自最初的發現至今，尼安德塔人的人骨已發現三百具以上。當然其中大多數只是缺斷的殘片，但相較於直立人等年代更久遠的化石人骨，其數量仍屬大量。有一說認為此係尼安德塔人的人口增加所致。人口增加確實可能有此影響，但直接的因素是尼安德塔人會埋葬同類的遺體。埋葬是一種保存手段，又因為尼安德塔人往往將遺體埋葬在居住的洞穴內，遺體才能免於其他動物咬食，得以保存至今。

埋葬行為代表的意義不僅止於將尼安德塔人的人骨保存至現代，也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首度依循特定概念做出的行動提出佐證，意義非凡。他們的埋葬法尚有不明之處，但根據埋葬狀況推定，應是將遺體置於地面低陷處，再以土石掩埋。他們通常會將遺體的膝蓋彎折至胸部，此即所謂的屈肢葬。

尼安德塔人的頭骨　為法國拉沙佩勒奧聖（LaChapelle-aux-Saints）洞穴出土。

此埋葬法雖然簡樸，相較於對遺體置之不理卻有天壤之別。以日本獼猴（Macacafuscata）為例，其幼猴近百分之二十會在成長為成猴以前死亡。一旦幼猴死亡，母親無法辨認其死，會維持生前的模式繼續擁抱著幼猴。幼猴的屍體當然會不斷腐壞，一直到最後的樣貌和生前的幼猴迥異之時，母猴才會拋棄幼猴的遺體。呼吸中斷、心臟不跳、眼皮緊閉不動、體溫異常低落等要素顯示活體與死者的差異，然而獼猴似乎無法判斷這些要素與生死的關連。

尼安德塔人之前的人類，是否也能辨認活人與死人的差異？想在嚴酷的自然中求生存，就必須經常辨認生死的界線。但在個體呼吸停止、生命活動停止後，光就其遺體是否遭棄置或埋葬而言，尚不足以認定人類是否能區別生死。

個體的生命活動結束即成為遺體，遺體即是物體，無論遭棄置或埋葬，其本質並不相違。然而利用地面低陷處，或者在地面創造低陷處以放置遺體，再以土石掩埋，卻足以顯示人類對於形同物體的遺體，有著不單純視之為物體的認知。也許是為了避免遺體遭棄置後腐敗或被動物咬食毀損，才會將遺體掩埋。又或許是將剛死的狀態認定為永不清醒的睡眠，為了維持狀態不變而採取埋葬策略。無論原因如何，都不是將遺體認定為單純的物體，而是認為遺體是保有其生前部分屬性的個體。換言之，尼安德塔人對於曾經共同生活的人的遺體懷有其生前的回憶，因此便將遺體視為特別的物體，而給予特別的對待並埋葬之。

學者曾發現一種狀況，足以進一步證明前述論點。以撒馬爾罕（Samarkand）近郊為例，葬在土裡的兒童遺體，周圍還環繞著動物的角。雖不確定這是用以驅魔或是代表一種圖騰，至少可說是一種有概念的行為。

學者也在伊拉克的山尼達洞穴（ShanidarCave）發現，當地遺體可能曾與花草一同埋葬，因為遺體的周遭曾檢測出蓍屬、問荊、薊屬、鬼燈檠、葡萄風信子屬、蜀葵的花粉。今日地方上的居民仍會將這些植物視為藥草。有鑑於此，可推論該名被埋葬的男子可能具有薩滿（巫師）之類的特殊能力，因此享有鄭重的待遇，得與花一同埋葬。不過也有研究人員認為，花粉是棲息於洞穴的老鼠帶來。此言若屬實，同一洞穴內其他遺體周遭應該也能檢測出花粉，但目前仍未檢出花粉，因此推論死者係與花共同埋葬較為適切。

尼安德塔人的埋葬狀態，讓學者發現一件比檢測出花粉更耐人尋味的事情。那是山尼達洞穴出土的一具三十歲以上的男性骨骸。就尼安德塔人而言，三十歲是非常高的年齡，學者更從其骨頭狀態發現，他不僅手腳不自由，甚至喪失左眼。身體殘障的高齡尼安德塔人若無同類幫助理應無法生存。但是尼安德塔人並未與弱者切割，而是將之認定為團體成員；可以推知他們已經具有社會認知及同伴意識，是由各種不同的個體所構成的團體，也能將自身以外的個體視為團體成員。

透過埋葬可以略窺尼安德塔人的精神世界與社會生活，顯示其相較於更早期的各種人類，存在著高出數個層次的抽象思考。接著要試著探討的是，思考能力如此的尼安德塔人究竟算是什麼類型的人類？

由於出土骨骸達三百具以上，學者對尼安德塔人的實際樣貌，相較於更早期的各種人類有更詳細的瞭解。雖然身高體重、腦容量比起現代人沒有太大改變，體格方面卻是骨骼粗壯、軀體相對較長。這可能是為了因應冰河時期的寒冷氣候而形成的結果。比之現代人，頭部較為平坦、前後細長，後腦杓有髮髻般的凸起。顏面以鼻子為中心，中央部分向前方突出，雙眼眼窩上方有圓弧狀隆起。

具有這類身體特徵的尼安德塔人，居住範圍以歐洲為中心，不超過中近東至中亞，人口最多約五十萬。此區域今日人口粗估約有七億，當時是今日的千分之一以下。占歐亞大陸四分之一的如此廣大的範圍裡，其中個體數為五十萬，在物種延續觀點而言說不上是充足。事實上，在四萬或三萬年前，尼安德塔人已從地球上絕跡。尼安德塔人的絕種且待後述，在此先著眼於他們的源流。

人類起源的兩種學說　目前「非洲單一起源說」較為可信。

要追溯尼安德塔人的起源，就必須思考人類的起源。「源出非洲」是考查重點。直到近幾年為止，人類起源的學說仍是「多地區進化說」及「非洲單一起源說」並立。

「多地區演化說」主張直立人（直立人）在非洲出現，於一百萬年以前離開非洲遷入歐亞大陸各個土地定居，並在各定居的地區繼續演化。因此智人（Homosapiens〔智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分散至各地定居的直立人。亞洲曾發現爪哇直立人及北京直立人，他們進化為亞洲的古代人種、智人，之後衍生出現代亞洲人——蒙古人種，日本人即是其中一員。

至於「非洲起源說」則主張直立人於一百萬年以前離開非洲，在歐亞大陸各地定居。這些直立人又進化為舊類型的智人，亦即以尼安德塔人為代表性的古代人種。到目前為止的論述都和「多地區進化說」相同。然而散居各地的古代人種最後都在新的土地死絕。現代人的祖先並非散居各地的直立人或之後的古代人種，而是在非洲新出現的智人向外移居，成為各地的智人。

換言之，現代人的「非洲起源說」主張人類是在非洲出現，在直立人的階段一度離開非洲，在智人的階段又再次離開非洲；此係基因研究而得出的主張。此學說之核心思想主張，透過現代人的粒線體DNA之研究，得知現代數十億人在太古有個共同的母親，亦即二十萬年前在非洲的一名女性。「非洲起源說」日後在研究人員克服困難作業，成功從尼安德塔人的人骨抽出DNA後，論述更加穩固，直至今日。換言之，由於尼安德塔人抽出的DNA與現代人相異，學者認為尼安德塔人並非現代人的祖先。

根據科學分析，「非洲起源說」在現階段被視為更有力的學說，下圖係以此說為根據，標示直立人與智人的「源出非洲」及其後的擴散路徑。圖中虛線表示直立人擴散至各地的路徑，他們在當地由直立人進化為古代人種，但在末端的×記號處滅絕。當然他們也可能在抵達記號處的途中業已死絕。

直立人與智人的主要擴散路徑　參考赤澤威《尼安德塔人的真面目》（朝日新聞社，二〇〇五年）繪製。

問題是，直立人既然能進化為古代人種，古代人種卻為何會滅絕？在此藉由尼安德塔人的案例思考這個問題。

尼安德塔人在距今四萬或三萬年前絕跡，其滅絕因素或之後的變遷，可從各種要因思考。人類學家片山一道曾舉出下列幾種可能。

最自然的變遷是尼安德塔人經過進化，成為智人克羅馬儂（Cro-Magnon），約於三萬三千年前在歐洲出現。但誠如前述，從DNA分析得知兩者間無關連，可能性小。第二個可能——尼安德塔人在人口高峰期間，估計從歐洲到西亞也僅止於五十萬左右；由於人口分布稀薄，若發生氣候變遷或流行病，將使人口大減，進而使其絕種。克羅馬儂人的人口數量大，有能力承擔影響，但對於人口較少的尼安德塔人而言，該因素可能是決定性的要因。儘管此論述可能性極高，卻沒有資料能斷定此說。

除了以上兩種學說，還有一個極具魅力的學說——由於智人的人口增加，尼安德塔人逐漸被排擠至邊緣地帶，或成為西伯利亞雪人「阿瑪」（Alma），或成為喜馬拉雅雪人「耶提」（Yeti），至今仍有極少數的個體生存。這是極為寫實的論述，但畢竟無人確認事實，終究屬於傳說。但近年在印尼弗洛勒斯島（Flores）曾發現佛羅勒斯人（Homofloresiensis）的化石，推測是身長約一公尺的矮小古代人種。儘管腦部大小幾乎和猴子相同，腦部三維影像分析卻顯示其腦部整體形狀最接近直立人。由於此類型的人直到一萬三千年前都在弗洛勒斯島生存，足見雪人並不單純是幻想中的話題，不容輕忽；而且愛奴（Ainu）傳說中意指「蜂斗菜下的居民」的矮人原住民「克魯波克魯」（Korpokkur）也可能是和佛羅勒斯人同樣的古代人種。

除了上述可能，也有學說認為，尼安德塔人是被數量占優勢的克羅馬儂人征服消滅；也有學說認為，是屢經混血以後被克羅馬儂人徹底吸收。

以上五種學說都有可能，又以人口過少說、被凶猛果敢的克羅馬儂人根絕說、被混血吸收說這三種學說最有可能。其中第二項「劊子手」克羅馬儂人滅絕說在以往的研究甚為有力，但畢竟歐亞大陸近四分之一的大範圍內只有五十萬人生存，如此稀少的人口也是值得思考的要因。

尼安德塔人的人口本就過少，再加上某些原因使得人口有減少傾向，又隨著克羅馬儂人的生活圈擴大，而被排擠至生活條件嚴峻的地區，他們的臨終期或許慘然黯淡。誠如前述復活節島的例子，尼安德塔人也可能發生糧食不足、同種相食。透過石器或埋葬等考證可知，尼安德塔人曾在適應環境的過程建構出文化這種獨特的生存策略，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才會使他們無法迅速而適切的因應氣候變遷等生活環境變化。

從直立人到智人，人類的進化與變貌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人類培養了適應各種環境的能力，也擴大了生存的潛力及條件。用火與雜食促使糧食範圍及種類擴大即是典型的例子。在這種環境適應策略途中，尼安德塔人擁有以往的人類不曾擁有的抽象思考，並開始進行一些基於抽象思考的行動。但可能是在善用這項新要素充分適應環境以前，就遭遇氣候變遷或流行病，又或者因為鄰居克羅馬儂人的勢力擴大等影響，結果在適應變化以前的階段先行滅亡。

對我們現存人類而言，尼安德塔人的滅亡並不只是過去曾在旁支發生過的一件小事。應該清楚體認到，即使擁有環境適應策略，人類依然可能滅亡。這也提醒了我們，倘若堪稱早熟的抽象思考或由此衍生的行動是導致滅絕的遠因，新思考及新行動和環境間的充分配合將比任何事情來得重要。就此觀點而言，尼安德塔人的滅亡原因非常值得人類進一步探究。這也是為了給現存人類一個警示，畢竟我們還在為二氧化碳減排問題和環境討價還價，真是多麼傲慢、太過樂觀。

◎奧杜威文化

截至目前為止，主要以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為依據探究人類變遷，接著則要從考古學的觀點思考人類活動的變遷。

若以使用的工具區分人類的歷史，可分為以石器為主要工具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以及使用金屬器的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有些區分在石器時代與青銅器時代之間，還包括金石併用時代或銅器時代。若以此時代區分法看現代，當然屬於鐵器時代，但就實際感受而言，自從使用煤炭的內燃機開始普及後，石化燃料時代一詞或許更能顯示時代的特徵。

史上最初的工具是石器，約從二百五十萬年前開始使用，直到約一萬年前的期間稱為舊石器時代。此係人類史上最古老、最漫長的時代，通常區分為早期、中期、晚期，共三個期間。二百五十萬年前至二十萬年前是舊石器時代早期。史上最古老的石器文化——奧杜威文化（Olduvaiculture），亦即人類最古老的石器文化屬於這段漫長的時代，其名稱源自坦尚尼亞西北部的奧杜威峽谷。這個文化的石器僅以石槌直接敲打河邊石塊製成，結構單純，可用於敲破動物骨頭取出骨髓，或將肌肉由骨頭剝離。敲打礫石製成的石器以石核器為主，製作過程從礫石剝離的部分稱為石片，石片刃部的附著物經成分分析證實，石片曾被當作採集植物切割莖部等的工具。

奧杜威文化從二百五十萬年前延續至一百二十萬年前，約一百三十萬年的漫長歲月卻也凸顯其進步及變化甚少。一百五十萬年前曾發生細小的變化——將製作石器的石核進行二次加工，造出帶有刃部的石器加以利用。雖然只是極小的變化，但能在延續一百萬年的石器加工法中附加另一階段的加工，可謂劃時代的變化。因為過去一百萬年來使用的石器在人類眼中已是完成品，此時多了更加銳利的刃部，不僅提升了工具的功能，與未經二次加工的石器也有不同用途的可能。總而言之，工具的功能提升與功能分化已在此進入最原初的階段。

學者認為最古老的石器文化奧杜威文化由巧人發展，對刃部二次加工的石器則由直立人創造。換言之，石器的變化與新類型人類的登場時期一致。事實上，奧杜威峽谷最古老的奧杜威文化地層之上，曾發現奧杜威文化石器與前述新型石器，擁有此類新型石器的文化被命名為阿舍利文化（Acheulean），發現者瑪麗．李奇（MaryLeakey）認為此文化由直立人發展。

阿舍利文化最初於法國北部索姆河（Somme）河階地上的聖阿舍爾（Saint-Acheul）發現，因而得名，也反映出直立人源出非洲成功的結果。此文化所使用的典型石器包括石刀、手斧（握斧、coupdepoing〔法文〕）。手斧是普及於非洲、歐洲、西亞的石器，但不知為何在東亞並未普及。[]

手斧是一種石核石器，係經由木頭或獸骨等相對較軟的工具以圓頭打法（鈍擊）打擊加工，因此可實現細緻的剝離加工，外形有西洋梨形、卵形、三角形等。手斧用途多元，被當作萬能的工具，在阿舍利文化晚期不僅工具性能提升，也出現功能分化的傾向。大約在此時期歐洲、西亞進入舊石器時代中期。

歐洲、西亞的舊石器時代中期起自二十萬年前至四萬年前，幾乎和尼安德塔人的活動時期並行。石器功能分化比早期更明確，是劃分舊石器時代中期與早期的重大要素，其特徵常見於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的尖狀器與刮削器。尖狀器是前端尖銳，或者略呈圓弧的工具，類型五花八門，主要功能是戳刺物體，其進階型石器——石鏃也可視為同類型的石器。刮削器則是將刃部置於側邊的石器，可用於分解獵物、刮除獸皮的血肉及油脂、採集植物、木工等。此外，還曾發現一種圓形石灰岩，令人聯想到南美洲牛仔高喬人如今仍會使用的流星鎚（bolas，或稱boleadoras。一種狩獵工具，細長繩索前端綁上圓形石頭，功能包括束縛動物的腳等）。以穿刺為主的尖狀器、如刀片般可切割物體的刮削器、投擲用的流星鎚——功能明顯不同的各類石器之確立，使得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的狩獵採集生活進入更講究功能的階段。

石器在人類的活用下可有效率地獲得自然界的糧食，進而發展為更具功能性、效果更佳的工具。隨著石器發達，製作過程也更加效率化。根據石器的統計學研究指出，直立人欲在五百公克的燧石原石打造五公分的刃部，需打擊二十五次。但在下個階段，阿舍利文化的石器若使用同樣重量的燧石，製造刃寬二十公分的手斧需打擊六十次，亦即製造五公分的刃部需打擊十五次。這種傾向在石器時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石器更加顯著。同樣分量的燧石可製造出多個石器，其刃部合計為一百公分，製作過程施加一百一十次打擊，因此每五公分只要打擊五點五次即可。無需贅言，製作單位石器所花的精力愈發節約，人類生活水準愈發提升。

舊石器時代晚期始於四萬年前，其特徵包括大量生產石刀、製作骨角器。此外，此時尼安德塔人已經滅絕，新型態的智人成為地球上唯一的人類，不僅在非洲及歐亞大陸出現，也於同一時期在澳洲、美洲出現。由於此時正值冰河時期，許多沿海地區凍結，大陸與大陸，或者島嶼之間彼此連通，人類可能因此得以擴展足跡。

人類擴散至美洲大陸的時期尚未明確，可能的移動途徑是——西伯利亞到白令陸橋（Beringia）間的白令海峽凍結形成陸橋，於是人類度過陸橋抵達阿拉斯加，然後沿著海岸線在內陸地區分為兩條路徑南下。由南美大陸發現的史料推知，智人抵達時間約為一萬年前。

另一方面，往澳洲大陸的擴散推估約為五萬年前。當時此地區氣候同樣寒冷，海面較低，東南亞島嶼地區曾形成巽他古陸（Sundaland）。新幾內亞島與澳洲大陸也曾形成大陸——莎湖陸棚（SahulShelf）。因此可以想見人類係沿著大陸移居。學者已確定三萬年前的澳洲大陸有兩種智人棲息，可能是有不同的移居潮，也可能是來到澳洲才分化，但事實仍是個謎。

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後，人類的進化就生物意義而言或文化推手的意義而言，都是可延續至現代的譜系。在此意義上，舊石器時代早期、中期與舊石器時代晚期之間的重大差異甚至可用斷層來比喻。

新型態的智人就生物角度而言，並不存在著明顯異於尼安德塔人的要素。但在進入這個時代以後，人類開始在各種文化領域展開遠非昔日可比、豐富而劃時代的活動，創造性的能量大舉噴發。因此有人類文化的「大爆炸」來形容舊石器時代晚期，藉以比對在文化層面幾乎沒有變化的早中期。所謂美術，包括維納斯像那般象徵豐饒的造型創作；或者如洞穴壁畫或崖壁浮雕，必須經過有概念的操作才得以表現，可說是在這個時代突然問世。而且這些造型創作不僅僅是呈現豐饒多產，從創作內容可推知，某些作品也可能直接表現了人類的願望，例如想在狩獵中獲得獵物；或表現出與精神世界相關，例如向咒術或宗教立誓。這種文化的豐富程度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特徵，在這個時代又以歐洲為特別顯著的地區，在此便以該地區為中心探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重大文化特徵之一，被認為是地方各自文化的顯著化。舊石器時代中期歐洲的文化幾乎一致，但到了晚期則分別在西歐、南歐、中歐、東歐形成各不相同的石器群，如實道出顯著的地方性，及其隨著時代演進的發展。在相關研究最為進步的法國，已區分出奧瑞納文化（Aurignacian）、格拉維特文化（Gravettian）、索呂垂安文化（Solutrean）、馬格德林文化（Magdalenian）。不過這些文化是否係依時序變化而出現，或者出現時間雖有先後卻也有重複的時間，目前尚無一致看法。

法國史前學者安德魯．拉洛伊葛漢（AndréLeroi-Gourhan）曾將宗教精神最原始的型態假設為「關心超越物質秩序的表現」。石頭比木頭堅硬、石頭比水沉重係從過往經驗認定物質秩序。但若說樹木具備的生命力比石頭強大，或者認為奔流之水能衝碎石頭，因此水比石頭堅硬，就恰好符合「超越物質秩序」的觀念。由此假設演繹，則可認定正是原始的宗教建立了超乎常規認知的信念。它促使人們「對超脫自然界的時空秩序感興趣」、「對視覺或觸覺影響感性的現象感興趣」。這種關注焦點造就了與實用性無關的活動，以現代眼光來看，就是可歸類於美術的活動。在此分別介紹石器之類的可移動遺物，以及洞穴繪畫之類的無法移動的遺物。

手斧類的石器都有經過整體打擊，最初是在阿舍利文化出現，此文化之出現已經是舊石器時代早期發展特別先進的階段。此類石器的重要性在於，做為原料的石塊與成品石器的外形找不出任何關連。這表示在石器製作過程至少必須經過兩個階段的概念操作。第一階段是要從周遭所有石塊中選出可能加工為石器的石塊，在此階段必須對欲製作的石器尺寸及形狀有約略的想像。這就好比米開朗基羅會在卡拉拉（Carrara）的大理石採石場徘徊，同時在腦海裡建構雕像的外觀。

第二階段是打擊挑選過的石塊，使其接近腦海裡建構的完工型態。此時必須根據石塊大小或薄片的剝離狀況，將腦海裡建構的造型配合加工狀況擴大或縮小，也許要容許不規則的形狀繼續加工，也許要選擇將未完成的石器捨棄。可以想見如果完工狀態的造型明確且沒有彈性，在加工途中遭捨棄的未完成石器可能很多；如果目標明確但造型有彈性，則完工的機率較高。有造型概念的石器因為被認定為一種類型（typus），所以有特定的容錯範圍，在加工過程產生了融通性，同時也使成品石器分別具有類似的外形。

以上類型的石器製作過程中，石塊屬於秩序絕對不可動搖的自然界，輪廓固定不變，而加工者試圖從此一空間抽出特定類型的石器，因此可將之認定為「透過塑形表達內心對超脫自然界空間秩序的興趣」。而從石塊階段開始，加工者就對未來將完成的石器之外形有所預測，因此可說是「透過塑形表達內心對超脫自然界時間秩序的興趣」。

大多數的手斧底邊呈彎曲狀，左右對稱如等腰三角形。或許這是實際使用時的功能而衍生出的外形，但光是如此不足以解釋為何有這種型態。石器是工具，也是身體向外延伸的部分，加工者賦予適合其功能的型態，這種左右對稱源自人體典型的左右對稱，給使用者帶來安定感。或許它的對稱性正是受到最切身相關的形體——人體的左右對稱性之影響。無論如何，都可將此視為「透過塑形，表達內心對視覺影響感性的興趣」。

在英國諾福克郡（Norfolk）曾經發現一個手斧，其約略中央位置有一枚小雙殼貝化石，並未在製作過程被去除，可見製作者對左右對稱的造型有特別的偏好。貝殼化石與石器的功能毫無關連，卻能給一個石器賦予特別的屬性，強調了手斧的左右對稱性。

除了石器之外，學者發現的其他遺物，也可顯示石器時代人類內心對於超脫自然界時空秩序的興趣。例如馬格德林文化遺物之中，有長約十公分的骨頭，上面規律的刻著幾十條長約五公釐的線條。經顯微鏡觀察該刻線，發現每一條線都是由不同的工具刻製。這表示這幾十條刻線很可能不是在一次加工內完成，而是經過一些時間逐步刻製。其中有十二、三條刻線由數條弧線編在一起，因此有研究人員認為此係記錄月亮圓缺的月曆。但究竟是單純記錄月亮圓缺，或是以記錄為根據預測下次滿月做為月曆，兩者意義迥異。

由於目前類似的遺物尚少，還不能下定論，但若真是一種月曆，則可視為人類掌握及適應自然界時間秩序的嘗試，也是人類試圖超脫時間秩序的初始階段。縱使事實不然，以不同的工具刻出外形及間隔幾乎相等的線條，終究是反覆加工創造的結果。這些間隔固定的數條刻線並列的情況，需要很多時間才能形成，故這些刻線表達的正是時間的流逝。

馬格德林文化以前已有奧瑞納文化，其中有一遺物享譽盛名、大放異彩，是猛獁象象牙製的女性頭部雕像，稱為「布拉桑普伊（Brassempouy）的維納斯」。這個維納斯頭像有明確的顏面塑形，以及埃及雕刻般的頭髮造型，意義非凡。雖然無其他類似案例，因此難以斷定年代，但奧瑞納文化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特別早期的文化，石像出現在這個時代實在令人驚訝。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女性人像稱為維納斯像，這個小雕像之所以意義非凡，關鍵在於其他維納斯像幾乎都沒有塑造臉部，但它卻有凹陷的眼眶與明顯的鼻梁等。這證明早在這個時代，人類已經開始模仿自然界存在的型態，而這正是美術最根本的行為。

另一方面，一般維納斯像沒有臉部造型，乳房、生殖器、臀部則有明顯的強調，因此有「豐乳肥臀（steatopygia）維納斯」之稱。二〇〇九年春，德國出土這種類型中最古老的維納斯，可追溯至四萬年前。如上圖所示，這些女性雕像都由特定的塑形法製成。上半身及下半身輪廓由上下兩個等腰銳角三角形構成，以女性雕像腰部兩側最向外突出的部分連結成直線作為底邊，再以底邊為直徑虛畫一圓，乳房及生殖器沿著圓弧配置。仔細觀察這些直線及圓弧，可以發現兩個等腰三角形之一及其外側的半圓形勾勒的輪廓，和手斧的輪廓幾乎一致。從側面觀看維納斯像也是同樣的結構。

世界最古老的維納斯像　二〇〇九年三月於德國西南部赫勒菲爾（HohleFels）洞穴遺址出土。

手斧為人類帶來食物，也可說是求生時唯一首選的重要工具。究竟是雕像結構受到手斧形狀影響，又或者是人類將手斧的功能寄託在維納斯像？雖然學者無從得知事實，但顯然手斧的造型對維納斯像代表的人體表現有其影響。總而言之，維納斯像與「布拉桑普伊的維納斯」並不相同，表達的貌似人體在自然界的型態，但其實是豐饒多產概念的象徵，所以才會大受手斧影響，因為這種工具的型態主宰著生活。

除了將外形以概念的形式表達，此時的人類也會以寫實手法表現自然界的形體。馴鹿骨頭上有以線刻、浮雕、圓雕呈現的野牛、馬、馴鹿、熊、犀牛等動物，而且各種動物的特徵都表現得栩栩如生，正確得令人驚豔。這種塑形表現係以自然界映入眼簾的型態為模仿對象，亦即寫實表現。這些創作表達的不是豐饒多產之類的概念，也許正因為這些動物都是獵物，是糧食，因此透過具體、寫實的表現，希望能更加確實的獲得獵物。

型態表現分為概念及寫實兩極，各式各樣的表達化為形體誕生於這兩極之間，人工物便漸漸插入原本只有自然物的空間。原本空間中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都是自然物，此時人類親手創造的東西開始成為顯示人類存在的指標，散布於各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自然環境逐漸成為人類得以掌握的環境。

集中分布於法蘭科．坎塔布里亞地區的洞穴遺址

法國西南部到西班牙北部的法蘭科．坎塔布里亞（Franco‐Cantabrian）地區已發現多達三百五十件洞穴壁畫。

西班牙北部阿爾塔米拉洞穴（CuevadeAltamira）係於一八七九年，由當地曾經自學研究地理學及考古學的律師，馬塞利諾．桑斯．德．桑圖奧拉（MarcelinoSanzdeSautuola）及其女兒瑪麗亞偶然發現。該洞穴於一八六八年由獵人莫德斯特．裴雷司發現，桑圖奧拉於一八七五年開始調查，主要目的是對史前地理學有興趣。因為他發現鹿、馬、美洲野牛屬等動物遺骨，遂於一八七九年夏天再度調查。這次瑪麗亞偶然發現洞穴頂部有圖畫，其中有一頭蹲在地上的野牛，正是今日著名的動物群像。該地日後被冠上「洞穴壁畫的西斯廷禮拜堂」之稱。

桑圖奧拉主張此係舊石器時代的繪畫，然而史前學等專家輕視這位業餘學者的意見，對他抱持高度懷疑。一八八〇年的國際人類學史前學會議中，學界代表加布里埃爾．德．莫爾蒂耶（GabrieldeMortillet）等專家依然否定桑圖奧拉，並稱其為騙徒。這些專家否定的理由是該繪畫的美術價值太高，但就今日觀點而言，其想法才是外行。

桑圖奧拉在失望之餘於一八八八年逝世，但在一八九五年，法國多爾多涅（Dordogne）地區發現拉穆泰洞穴（LaMouthe），這時人們才承認阿爾塔米拉的洞穴壁畫是舊石器時代的遺物。然而後來仍有人爭論其真偽及年代，例如一九四〇年發現的拉斯科洞穴（GrottedeLascaux）繪畫也曾經歷好幾年的爭論。自拉斯科以後，研究人員幾乎不再發現舊石器時代的洞穴壁畫，但在一九九一年，一座入口位於地中海海中的科斯奎洞穴（CosquerCave）發現洞穴繪畫，一九九四年也在瓦隆蓬達爾克（Vallon-Pont-d’Arc）的肖維洞穴（GrotteChauvet）發現同樣的壁畫。

在近年的考古學發現之中，科斯奎洞穴尤其備受矚目。一九八五年，職業潛水員亨利．科斯奎在地中海海面下三十七公尺深處發現洞穴入口。為了調查入口內部，科斯奎於一九九一年及隔年展開調查，從入口往洞穴內前進約一百五十公尺後，抵達幾乎與海面等高的位置，發現一處廳堂般的空間，面積約七十×五十平方公尺。牆面及頂部畫著企鵝、鹿、野牛、馬等動物，經碳十四定年法檢測，發現洞穴壁畫可分為兩個時期。其中一類屬於距今約二萬七千年前的奧瑞納文化，另一類距今約一萬八千五百年前。一般認為，對靠近海洋的地方做碳十四定年法，其檢測結果是相對較早的年代，因此今日提出的年代是否適切有待日後研究檢驗。

有許多方法可以檢測洞穴壁畫的年代。以拉穆泰洞穴為例，由於堵塞洞穴入口的堆積層在上層有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下層有舊石器時代文化層，因此認定洞穴內的壁畫及雕刻為舊石器時代。洞穴內石筍的狀態或石灰層堆積等也是推斷年代的重要因素，但近幾年廣為應用的分析方法為碳十四定年法，例如科斯奎洞穴的研究即是以繪畫的顏料做檢測。由此可知洞穴壁畫大多為西元前一萬五千年前後馬格德林時期的產物，相較之下顯示，科斯奎洞穴壁畫的推定年代屬於特別早期的年代。

人類在洞穴壁畫的行為始於西元前三萬年左右開始的奧瑞納時期。最古老的其中一例，是將手掌展開按在洞穴牆面，再將顏料潑灑於其上畫出手印。這並非繪畫，而是潑灑顏料，屬於極單純的創作表現，但既然可以將手掌輪廓依照構思正確重現，表示奧瑞納時期的舊石器時代人的創作能力，已經充分掌握創作前的構想、創作行為及結果間的關係。

這點不僅限於手印這般單純的題材，在動物創作亦同。奧瑞納時期繪畫的動物，從頭部到臀部的身體曲線大多是一筆完成的流利線條，其中也有只畫出這條曲線的例子。舊石器時代人狩獵時必須藏身於灌木或岩石之後，他們可能光看動物背部的曲線就知道那是什麼動物，更能判斷該動物的性別、年齡、健康狀態。這種線條將欲描繪的對象最具特徵、最本質的部分抽出加以表現，就這種意義而言，正是沃林格（WilhelmWorringer）所謂的抽象表現。

派許摩爾洞穴壁畫的馬匹與手印　以黑色均勻畫出馬頸鬃毛，軀體有斑點，背上等處有手印。

從法蘭科．坎塔布里亞美術最古老的階段開始，已經有以上敘述的高度概念操作及抽象化創作行為，因此儘管洞穴壁畫尚未發達，卻不能將之與「幼稚的兒童繪畫」混為一談，必須劃清界線。

從奧瑞納文化到格拉維特文化的初期洞穴壁畫，幾乎都是以輪廓為主體的線畫，索呂垂安文化到馬格德林文化的洞穴壁畫則是包括紅色、褐色、黃色、黑色的彩色畫與線畫並存。以拉斯科洞穴主洞左壁為例，有線畫描繪的巨大牛頭，尺寸較小的馬匹彩色畫則重疊於其上。而且這些馬的背脊局部或後腿局部都有輪廓線。這類輪廓線與彩色兩者並存的情況，其創作年代有些並不相同（如同科斯奎洞穴），但也有兩者在同一時期創作的情況，其發展並非單純劃一，不見得一定是由線畫發展至彩色畫。

運用多種顏色著色的動物像，之所以從頸部到軀幹，或者到臀部以圖塊添加色彩是為了強調力道，或者重量感（mass）。另外也有利用左右的獸角表現頭部重量感的創作。這點表示創作者在創作前，已能根據欲描繪的部位從色彩或輪廓線之中選出效果較佳的方法，可見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已經充分理解彩色與輪廓線能造就同等的創作價值。另有一些創作描繪大群動物，細節部分省略不畫，並將色彩用於投影般的表現。

輪廓與色彩是繪畫的兩項基礎表現手法，由前述已知舊石器時代晚期人能針對這兩項手法選擇適切的運用。不僅如此，他們對於自身周遭環境也有很具體的、正確的認知。正因為如此，才能選擇最有效的表現手法創作欲表現的對象。

這點可在動物創作的細節確認。例如奧瑞納時期或馬格德林時期的動物創作中，有些作品係從側面描繪軀體，或從正面描繪獸角或獸蹄的細節。換言之，即是以軀體為中心，只將獸角或獸蹄扭轉九十度描繪，這種繪圖法通常稱為「歪曲透視法（perspectivetordue）」。

歪曲透視法的使用有幾種解釋，可能是動物的細節在最具特徵且有意義的狀態下被記在腦海裡的結果，也可能是創作者能掌握獵物最精華的特徵而造成的結果。這兩種解釋都有可能，對於軀體的辨識以及對於獸角、獸蹄的辨識在時間層面有前後關係，觀察位置也不盡相同，可能是從側面，也可能是從正面；表示這種創作是組合兩段時間或兩個空間的概念操作。然而歪曲透視法的動物繪畫在馬格德林後期以後絕跡，軀體的側面視角在細節也變得一致。這可能是因為人類對自然空間中的生物有更精確的掌握所帶來的結果。因為從此時開始，動物的四肢或獸角在空間中有了遠近感，在繪畫中呈現的是四肢穩穩站在大地的狀態。

洞穴內的岩壁或石灰沉積物的自然凹凸往往被利用到洞穴壁畫的動物表現上，巧妙的運用使得動物的肉塊看似更有分量。利用洞穴外岩壁創作的雕刻或塑像也同樣會善用自然的凹凸。但如欲強調動物肉塊的凹凸，就必須先明確標示輪廓，因此從自然的凹凸聯想到特定動物或女性的身形，然後以刻線表示其輪廓，再將輪廓周圍鑿刻，使其成為凹凸有致的創作。

以塑像為例，在自然的凹凸上面塗上黏土可以強調凹凸，同時也要透過刻線等手法強調輪廓。換言之，塑形行為使得創作對象的型態逐漸轉化為明確的實體形象，結果呈現出特徵顯著的動物或女性身形。這類顯著的特徵能觸發各種聯想，若是動物像即聯想到獵物的屬性，若是女性像則聯想到豐饒多產。換言之，這是創作者意識到透過塑形作業的視覺效果可以對感性發生某種作用，才會做出這種創作行為。

由以上論述探討舊石器時代的創作表現，可說其中具有「透過創作表現內心對於超脫自然界時空秩序的興趣」、「透過創作表達內心對於視覺影響感性的興趣」。光就這點無法立刻斷定，舊石器時代曾經存在著一個等同於該歷史時代美術的文化領域。但即使歷史時代的美術看似具有明確的文化領域，我們依然難以對其下定義，畢竟隨著目標時代不同，或者時間的區分方法不同，結果都會有很大的改變。

人類的連續性歷史究竟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現代人只能在我們所能認知的時空範圍內努力，唯有能夠把握這樣的極大時空的人，才能了解舊石器時代的美術創作。

洞穴壁畫幾乎都集中在法蘭科．坎塔布里亞地區，這些畫的創作動機是什麼？又為何只存在於當地？保有洞穴壁畫的石灰岩洞穴都是迴廊般的結構，綿延數十公尺以上。馬格德林文化最佳傑作野牛塑像的發現地點是勒．蒂克．多杜貝爾洞穴，此地與其他洞穴相連，總長度將近一公里。漫長的洞穴之中有寬數公尺以上的廳堂般的空間，學者或稱之為「聖堂」、「神殿」、「禮拜堂」等。從空間與壁畫的關係可以確信那是與眾不同的場所。

以擅長狩獵的克羅馬儂人為例，一說認為他們會仔細觀察日常生活中的獵物，然後將記憶描繪在與外界隔絕的洞穴內；那不只是體驗模擬狩獵的地點，同時也是下咒術的地點。也有研究人員認為，或許這些繪畫是巫師在洞穴結束出神狀態後立即畫上的東西，是他們舉行儀式的地點。眾說紛紜，難以認定何者最為洞中肯綮。

可以確定的是，動物有時也會狂怒反撲，而克羅馬儂人身為獵人兼畫家，在繪製動物時曾經將之視為生命、投入感情。動物威武的情感與心靈就畫在岩壁上，心中有信仰而看了這些圖像的人，便從圖像獲得精神層面的力量，獲得再度外出狩獵的希望與勇氣。

洞穴壁畫所描繪的冰河時期，從現代觀點來看，那是最後的冰河時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在法蘭科．坎塔布里亞地區，許多洞穴及岩壁被克羅馬儂人當作生活起居地，在此過著狩獵周遭各類大小動物的生活。其中更有大群馴鹿會在春季由南往北遷移，秋季則由北往南遷移，人們可以獵捕脫隊落後的馴鹿，從中取得所需。也許法蘭科．坎塔布里亞地區就像個天然的迴廊，是草食性大型動物隨季節遷移時的必經之路。因此在此居住的克羅馬儂人便仰賴大型動物維生，所以對於大型動物的關注特別強烈。也可能是因此，才會衍生出在洞穴繪製大型動物的行為。

洞穴壁畫的大型動物起初以猛獁象及馴鹿為主。洞穴壁畫的起步時代是三萬年前至一萬八千年前。然而自一萬八千年前以後，以多爾多涅洞穴內的生活痕跡而言，馴鹿的數量有所減少，麋鹿、原牛（Bosprimigenius，牛的原生種）、美洲野牛屬、岩羚羊等動物反而較多。

冰河時期進入最後階段，終於在一萬五千年前結束，猛獁象、美洲野牛屬、北極狐、馴鹿等冰河時期繁殖的動物隨著凍原退卻而北移，法蘭科．坎塔布里亞地區也因為暖化而長出茂盛的落葉樹，如樺木屬。洞穴壁畫在最終階段也幾乎都以麋鹿為繪畫主角，隨著冰河時期結束，人們不再繪製壁畫。

若將這些變遷納入考量，足見洞穴壁畫與冰河時期的動物生態有密切關連，豐富的獵物可說是洞穴壁畫這一特殊文化現象的發生原因之一。因此隨著冰河時期結束而地球暖化，特殊文化現象也面臨終結。

在洞穴繪畫探討結束之際，筆者想提出一個課題。研究尼安德塔人的著名學者赤澤威曾經指出這個問題——洞穴壁畫中有動物，卻為何沒有畫到植物？也許是因為只要捕獲一頭大型動物，就能讓舊石器人在覓食工作受惠良多，因此將這份感動轉為動物創作。大型動物是草食性動物，當時的人自然多半熟知動物攝食草、苔蘚、樹果的狀況。相較於偶然因素重大的狩獵，植物的採集對於舊石器人而言則是穩健而不可或缺的覓食活動。植物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卻不曾和動物一起被畫在洞穴繪畫中，是因為植物可以確實採集入手，而且是日常生活中的糧食，而獵捕動物則包含偶然因素，需要受命運眷顧。也許受命運眷顧時的高昂情緒，正是在洞穴描繪動物的重大動機。筆者知道以上論述尚缺乏充分考察，因此仍只能視為一個問題。

我們探討的時代距離歷史時代終於更接近一步，以下開始以西元前幾千年的形式表示年代。

對現代而言最後的冰河時期結束時，地球的環境發生急遽的變化。凍原地帶、乾草原地帶、低草及灌木遍布的大地隨著暖化北上，之後各地區植被轉變，樺木屬、榆屬、松科、日本榿木、榛、日本七葉樹等植物茂密的綠色大地誕生。若光就歐洲考慮這種狀況，西元前一萬三千年起的幾千年間，可說是植物、動物生態皆不穩定的時代。這種不穩定的狀況結束，轉為穩定的時間是西元前一萬年左右。冰河時期克羅馬儂人所狩獵的大型動物多半因北上而絕跡，或者絕種。具代表性的動物是猛獁象，牠們追逐乾草原、凍原地帶北上，棲息地逐漸接近北極，最後棲息地僅侷限於北極圈的孤島弗蘭格爾島（WrangelIsland），一直生存至西元前三〇〇〇年代。試想牠們原有棲息地遍及歐亞大陸各地，可見當時的環境變化何等巨大。

在這個時期，有些地方夏季最高溫度會比現代高。世界各地冰河高高堆積的冰床因而融化流入海洋，海平面每年上升數公分。以日本列島為例說明其影響，就好比東京灣的海岸線向內退至埼玉縣，也因此現代距離海岸線甚遠的內陸地區才能發現貝塚。繩紋時代的海進就是這種狀況的有名案例。

環境變化對生存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們給予極大的考驗。歐洲克羅馬儂人已經無法獵捕冰河時期的大型動物。可能有部分克羅馬儂人追趕往北移動的大型動物，其生活圈隨之北移。另一方面，也有人不改變生活圈，持續住在習慣已久的地區；這些人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形態，以便適應遽變的環境。

所幸克羅馬儂人擁有足夠的能力適應他們從未經驗過的環境遽變。曾經大舉遷徙，數以千計的大隊馴鹿不再，盡情取用、輕鬆狩獵的時代已是遙遠的過去。想要獵殺野鹿、野豬、野兔、野鳥需要極大的耐力與經驗、靈敏的判斷力、精巧的狩獵工具，否則無法擒獲獵物。長槍的槍尖變得更精巧，也有人發明投槍器，能使長槍投擲距離更遠，甚至發明弓箭。當然人類還必須將石製箭鏃做得更精巧，才能準確命中目標。若能使用作工良好的箭鏃，就能獲得不少獵物。

儘管狩獵工具與技術因生活需要而發達，人們終究無法獲得相當於馴鹿的獵物。不過落葉林帶隨著暖化增加，這種植物性食物正好彌補了狩獵的不足。落葉林帶從春季到秋季都能供應各式各樣的食物。春季可以採集嫩葉或木芽，蕨菜的根莖也是營養豐富的食物。秋季可以採集各種果實或菇類、堅果。核桃、錐栗、松子更是補充蛋白質的重要來源。例如分布於歐洲西南部的義大利石松（Pinuspinea），其松子蛋白質尤其豐富，乾燥後即是儲備糧食。

植物性食物另有一項優點——採集工作不比狩獵困難。畢竟狩獵必須根據獵物種類研發有效的工具，需要的獵捕經驗也不盡相同。採集野草、果實、堅果、菇類、根莖或塊莖只要有木棒或籃子等工具即可，不必發明弓箭等先進工具。因此從冰河時期結束起，主要食物逐漸轉為植物，生活也因此逐漸穩定。生活穩定進一步促使人類適應環境，未來將踏上農耕與畜養動物的道路。存活於舊石器時代最終時期的人們彷彿對此有所預料，開始逐漸增加人口，累積各種經驗。

冰河時期於西元前一萬年左右結束，當時的地球地形幾乎和現代相同，之後雖然曾因火山爆發等因素改變，但未曾發生全球規模的地形變化。地形對人類而言是重大環境條件之一，這項條件確定後，開始將人類引領至新的發展。

在這個階段，除去地球五大陸塊中的南極大陸，其他四座大陸都有人類定居。歐亞大陸西半部分有高加索人種，東半部分有蒙古人種定居，美洲大陸、澳洲大陸也有蒙古人種移居。唯獨非洲大陸是非洲人種，既不屬於高加索人種也不屬於蒙古人種。上述人種分布在哥倫布等歐洲人航向外海以前沒有太大變化。就人類的漫長歷史而言，直到前不久才開始有大量高加索人種在美洲大陸或澳洲大陸居住，並且占據主要地理位置。十六世紀以前的人種分布，可說是人類在各大陸或地區適應土地固有環境的結果，在這種條件下是非常穩定的分布狀態。

舊石器時代晚期之末的人口分散於四大陸塊，推算其人口是困難的工程，但大致上應是一千萬至二千萬以內。相較於今日（二〇〇九年）六十七億的人口僅占百分之一以下，因此人類以外的動物反而較多，可說是稀疏的人類混雜於動物之間。想在人口稀薄的狀態下努力適應環境，形成並拓展文化，對舊石器人而言必須付出十足的努力，這可能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發展緩慢的重大原因。

西元前一萬年以後，不同地區的人類開始各自確立不同的生活形態，藉以適應如大陸及島嶼、內陸地區及海岸地區、乾燥地帶及潮溼地帶等自然環境。特別是地中海到西南亞、非洲、中國、東南亞、中部美洲、南美洲，屬於植物種類豐富的地區，有許多食用植物自然生長。人類開始將容易穩定取得食物的地方當作定居地，並形成聚落。

學者曾在法國發現這個時期近四百人組成的聚落，但那應是常規外的大型聚落，推測主要仍是十個家庭左右的規模。人類定居化是日後開始農耕的一大原動力，在農耕展開的同時，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進入人類下一個文化階段——新石器時代。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本書系由卷構成：

　0《人類文明的黎明和黃昏》

　　克服多次的滅絕後，「人類」興起、擴散出去的「文明」是？

　　作者：青柳正規（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0《亞歷山大的征服和神話》

　　偉大皇帝的帝國為何一代就破滅？重新探討希臘中心的希臘化時代觀。

　　作者：森古公俊（京帝大學教授）

　　0《斯基泰和匈奴．游牧的文明》

　　在駿馬奔馳的草原上──探索希羅多德和司馬遷筆下騎馬遊牧民族的世界。

　　作者：林俊雄（創價大學教授）

　　04《通商國家迦太基》

　　腓尼基人建立，卻在布匿戰爭被羅馬埋葬的海上帝國。

　　作者：栗田伸子（東京學藝大學教授）、佐藤育子（日本女子大學學術研究員）

　　05《地中海世界和羅馬帝國》

　　從都市國家發展成大帝國，後因一神教的誕生而轉變的古代社會大劇。

　　作者：本村凌二（早稻田大學特任教授）

　　06《絲路與唐帝國》

　　「唐」是漢民族的王朝嗎？粟特人的足跡和歐亞大陸中央的躍動。

　　作者：森安孝夫（大阪大學名譽教授）

　　07《伊斯蘭帝國的聖戰》

　　一瞬之間創造出大帝國，全新的世界真理。從穆罕默德到現代。

　　作者：小杉泰（京都大學教授）

　　08《塞爾特的水脈》

　　在被羅馬和基督教襲捲之前。「夢幻之民」的文化遺跡。

　　作者：原聖（女子美術大學教授）

　　09《義大利海洋都市的精神》

　　漫步在威尼斯和阿瑪菲，在街上感受相融的「時間重疊」。

　　作者：陣內秀信（法政大學教授）

　　0《蒙古帝國及其漫長後續》

　　為人類史帶來開創性的大帝國解體後，中亞發生了甚麼事？

　　作者：杉山正明（京都大學教授）

　　《奧斯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

　　繼承拜占庭帝國首都?伊斯坦堡的「長壽巨象」的多樣性。

　　作者：林佳世子（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東南亞．多文明世界的發現》

　　從吳哥窟開始，託付給巨大遺跡的民族精神和世界觀。

　　作者：石澤良昭（上智大學特聘教授）

　　《印加和西班牙．帝國的交錯》

　　在西班牙支配下維持命脈的「印加」。原住民和征服者的共生和反叛。

　　作者：網野徹哉（東京大學教授）

　　4《近代歐洲的霸權》

　　從國民國家誕生到歐盟。製造世界秩序的「歐洲」之全貌。

　　作者：福井憲彥（學習院大學教授）

　　5《搖擺於歐亞間的沙皇們》

　　在歐洲和亞洲間搖擺，廣大無邊的帝國和皇帝一族之，光與闇。

　　作者：土肥恒之（一橋大學名譽教授）

　　6《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

　　史上最初的股份公司，從誕生到消滅的兩百年。亞洲海域是世界中心。

　　作者：羽田正（東京大學教授）

　　7《大英帝國的經驗》

　　空前的繁榮，是放手殖民地美國而帶來的。從物品和女性看世界帝國的盛衰。

　　作者：井野瀨久美惠（甲南大學教授）

　　8《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

　　滿洲人的光輝帝國。中國民族主義和西藏問題的起源。

　　作者：平野聰（東京大學教授）

　　9《大日本．滿洲帝國的遺產》

　　透過日韓戰後形成的滿洲人脈，朴正熙和岸信介。質問東北亞的現在。

　　作者：姜尚中（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玄武岩（北海道大學副教授）

　　0《空中帝國．美國的二十世紀》

　　從萊特兄弟到九一一。在「戰爭世紀」勝出之超級大國的一百年。

　　作者：生井英考（立教大學教授）

　　《人類該何去何從？》

　　環境與人口、海洋與人類、宗教與社會，以及非洲的現狀。多面向的論述。

　　作者：大塚柳太郎（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應地利明（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森本公誠（東大寺長老）、松田素二（京都大學教授）、朝尾直弘（京都大學名譽教授）、RonaldToby（伊利諾大學教授）、福井憲彥、杉山正明、青柳正規、陣內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