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限制还是重新部署？

年的国际收支以及法德造反（下）

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Gavin）（著）

严荣（译）

编者按

FrancisGavin

“美国的军事地位是优良的，但是我们的金融地位是衰落的。”您能想象这是一位美国总统在50多年前的发言吗？没错，这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年的讲话。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通常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J.Gavin）教授利用美国和欧洲解密的档案材料，在《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一书中，通过严谨细致的论证，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体系，该体系容易产生危机，经常需要干预和控制以维持运转。在该体系中，美元作为基础货币，对美国而言不只是强势和霸权的来源，而且是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欧洲日益增加的美元持有量随时可以兑换成黄金，从而使美国体会到脆弱感。所以，在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对美国的欧洲政策提出质疑并与联邦德国签订合作协议后，肯尼迪总统会发出上述感慨。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被认为在-年解体，但内生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里芬悖论”（theTriffinDilemma）并未破解。回顾50多年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互动历史，对思考和分析当下的国际金融关系定会有所启示。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TommasoPadoa-Schioppa甚至认为我们仍处在“广义的特里芬悖论”阶段。本期推送的内容摘自《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的第四章，原标题为“改革、限制还是重新部署？”。译者严荣，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2版）出版。本公号99期曾推送过本书其他章节，《布雷顿森林与战后国际货币关系》及《-年间的法美货币斗争》。

（接上篇）

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对灵活反应的迷思

如果美国没有在一年之前公布需要更多常规部队保卫西欧的新战略，情况会怎样？显然，美国大规模地撤军会破坏所谓的灵活反应战略，而且政府内的许多人对总统从欧洲撤出军队的愿望感到困惑。国务院的官员罗伯特?谢策尔（J.RobertSchaetzel）问道，在启动“与苏联趋向缓和关系”的步骤、同时又“走向单边性地大幅减少现有的承诺并漂向玻璃板主义（theplateglassdoctrine）”，美国如何才能要求“欧洲国家对灵活反应做出更大的贡献”。卡尔?凯森曾指出，麦克纳马拉从远东撤回军队的计划可能需要美国将战略调整为“立即的核反应”。从欧洲撤回军队就不需要在战略上做出相同的调整吗？白宫官员戴维?克莱因（DavidKlein）指出了美国从欧洲撤军使肯尼迪政府像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的可能性：“我们正在呼吁建立多边部队，附带条件是不会减少对常规部队的出资。但是随后我们打算说，你们或者向常规部队投入更多的资金并支持我们的战略，或者我们撤退并支持你们的战略。然后在欧洲人做出回应之前，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情况，结果看起来很像戴高乐主义者”。

咋一看，肯尼迪希望撤军以及麦克纳马拉热情高涨地跟进令人感到困惑。但是最近解密的档案以及刊印的记录显示，在涉及到美国在欧洲的作用时，包括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不了解有关灵活反应的许多核心战略的论证。这在麦克纳马拉的第一份预算中表现得很清楚，它没有为驻扎在欧洲的新型非核部队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更加“灵活”的战略的人士为此被激怒了。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Taylor）说他“很遗憾地注意到了削减常规部队水平的意图”。迪安?腊斯克抱怨说国防预算“确实是计划使部队降低到现有水平之下，尤其是陆军”。卡尔?凯森指出麦克纳马拉的五年预算计划使“有限战争”的部队直到财年都保持不动。凯森质问麦克乔治?邦迪，“这种新面貌（theNewLook）符合总统的计划吗？”尽管面临激烈的游说，麦克纳马拉“显然没有明显增加其接受能力”以永久性地增强美国常规部队的实力，无论是在年的预算中还是在之后的年份里。

肯尼迪甚至对在欧洲永久性地驻扎更多军队更加不感兴趣。随着美元与黄金流失问题愈加严重，肯尼迪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theJointChiefs），欧洲正在“搭便车”，不仅是政治和防务方面，而且在“今年必须改变的北约盟国的处境”上。两个月后，他命令他们去调查“今后12个月内我们能削减多少派驻在欧洲的军队”。

年，肯尼迪似乎已经断定美国派驻大量军队的军事原因仅仅是由于西柏林面临的威胁。由于该城市正好在东德境内，在竖起新的障碍物后北约只有发起军事行动才能恢复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另一方面，美国的核武器对维持西柏林的存续几乎不起作用。这种状况很反常，几乎是异乎寻常。肯尼迪认为保护西欧的战略要求比获得进入西柏林的通道要简单得多。如果柏林危机得以解决，那么肯尼迪相信他能将大量美国军队撤回国内。

如果苏联攻击西欧，情况会怎样呢？总统很清楚地表明了，苏联对西欧发动的任何攻击都将“立即导致核战争”。出于这个原因，“核威慑是有效的”。美国人“将被迫使用核武器反击苏联首先跨国边界线的行动”。肯尼迪在年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我们没有柏林问题和维持进入通道的问题，那么你可以说对于试图攫取西德任何一块地方的行动，我们都打算使用核武器”。为了维持进入柏林的通道，你就不能“在面临困境时第一时间快速地启用核武器”。肯尼迪总结说，西方国家在柏林面临的独特且令人费解的挑战就是“我们强调建立起常规部队的必要性”的唯一“令人信服的理由”。

肯尼迪完全理解，削减常规部队的规模在特定情况下意味着很快就要使用核武器。在年9月25日讨论美国远东战略的一次会议上，麦克斯韦尔?泰勒告诉总统，如果中国跨国鸭绿江，美国将“立即”在朝鲜使用核武器。麦克纳马拉的确建议降低核武器的门槛，使美国能减少其常规军事存在的规模并“解除大量韩国军队”，这些军队都是由美国援助提供资金的：“长远来看，它将极大地削减我们的军事援助计划，因为我们正在向韩国和台湾提供空军，而且如果现有的政策得以延续，我们将来还要向泰国提供空军。如果我们明白可以使用核武器，尤其是美国空军可以输送核武器，那么以上的供给就不再需要了”。当比尔?邦迪（BillBundy）争论说这与美国在欧洲的战略截然相反时，肯尼迪不赞成这种说法。总统认为，美国之所以在欧洲实施缓慢使用核武器的战略，唯一的原因在于担心柏林问题的扩散和反常。肯尼迪总结说，“如果没有柏林问题，你就只有一根细细的警戒线，如果他们诉诸武力，你几乎在一开始就使用核武器”。六个月后，当麦克纳马拉声称出于柏林以外的一些紧急情况，有必要在欧洲派驻一些常规部队时，“总统看来没有被说动”。

灵活反应战略的支持者希望增加常规部队以应对柏林问题以外一些有限战争的偶发事件，这些事件都低于全面战争的门槛。通常认为需要运用非核武器的选择以应对战略学家称为“人质城市”（hostagecity）的情景。但是肯尼迪驳斥了认为苏联可能会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击以攫取像汉堡这样的西德城市的观点。“但是，当然，他们永远不会”。在肯尼迪看来，“苏联对于我们是否使用核武器存在诸多疑问……由于存有这些疑问，苏联不可能冒险去攫取西德的某个城市”。正如总统于年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正是“我们核威慑的可信性”使苏联踌躇不前——因为“他们认为如果逼得太狠我们可能使用核武器”。只有“柏林的地理”将会迫使西方“做出有损核战争威胁之可信性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使得有必要“运用我们的常规部队”。肯尼迪告诉英国防务大臣，“柏林的状况改变了西方整个的军事局势”，如果不是为了维持进入该城市的通道，整个北约只需要“在中欧驻扎10个师”。英国非常重视肯尼迪的表态，以至于军方开展了一项研究，如果肯尼迪总统的前提——核战僵局和对柏林的托管安排——成为过去，北约将需要多少常规部队。

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不理会所谓的灵活反应主义，并不仅仅出于削减美国在西欧的常规部队存在的愿望。在麦克纳马拉于雅典的北约会议上贬抑了小规模、独立的核武器部队之前几周，这位国防部长正在美国政府内部积极地推动一种趋向于分享的路线。麦克纳马拉告诉总统，与法国分享核武器“仅仅出于国际收支原因就具有合理性”。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下令，法国应该获得核武器的协助。之前已提到过，在年12月与英国举行拿骚会议期间，肯尼迪还授权对政策作出一次调整。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年夏季法美关系正处于极其糟糕的状态，如果法国能签署部分的禁止核试验协议，肯尼迪仍然打算向法国提供“北极星或民兵（Minutemen）导弹……或者北极星的潜艇技术”。当时非常紧密地参与了禁止试验谈判的卡尔?凯森说，如果法国支持该协议，美国政府甚至愿意向法国提供“核弹头”。与灵活反应主义相关的其它一系列问题——可控的反应、有限损害、战术核武器——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就更加令人吃惊了。

重新部署部队、补偿与德国问题

在总统拒绝艾奇逊、鲍尔、罗斯托以及布鲁金斯学会提出的用巨额欧洲贷款为国际收支赤字提供融资的计划后，大规模地撤军看来不可避免了。麦克纳马拉及其下属以出乎意料的热情投入于重新部署部队的计划之中。5月末，国务院收到一份报告称欧洲各个国家的首都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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