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斯蒂恩

代尔夫特市民和他的女儿?公元年

82.5cm*68.6cm???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

注：此处的“市民”翻译自“burgher”，“尤指当地的富人或有脸面的人[老式]”

?

一个男人正坐在街边，更贴切地说是坐在他宅邸台阶式的入口，这类区域既公开又私密。除了门前这抬升式的入口，整座房屋前铺砌的区域也都是他私人的土地。在这片条形区域旁的砖砌人行道上，正站着一位老妇人与一个小男孩。右侧更远处则是铺满鹅卵石的大街，供马匹、马车及货车等交通工具通行。

装有扶手与座椅的抬升式门槛，被称为门阶（“stoep”），在尼德兰地区十分常见，通常作为一处交谈的场所。当然人们是可以透过布满花草的窗户与路过的人交流的，但是没有墙壁阻隔，并在同一个高度的沟通会让人更加轻松。此外，门阶的座椅为主人公展示自己提供了场所，并赋予一种尊贵的感觉。身居要职的人也许会在这儿展开非常重要的会谈。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学家认为画中这名男子的身份是代尔夫特市长，但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我们了解的信息仅限于我们从画中看到的。其中可以确认的一点是画中人物所处的位置是一条运河的西岸，这条运河一般被称为代尔夫特的“老运河（OudeDelft）”。背景中可以看到代尔夫特老教堂，教堂左侧是代尔夫特大楼的联排山形尖顶。从这座城市当时的地图来看，运河畔的住宅建筑非常狭窄，彼此间距离紧凑，以一条长长的小路连接街道。在这些房屋的背面则是同样狭窄的花园，延伸到另一条运河。

扬·斯蒂恩于年画下了这位无名的男性。彼时代尔夫特是一座有着人口的城市，地处尼德兰辖区，在经过长时间的抗争后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①承认了荷兰的独立，而政府统治的形式却仍然存在着争议。在解放战争期间，荷兰人推选了奥兰治王子②担任总督，而到了和平时期，奥兰治家族因权利过大不再受人民的爱戴。年，总督府被废除。自此开始了贵族市民阶级的统治。画中坐着的这位非常自信的男子，已经在荷兰这个新主权国家生活了七年。四年来，这里的统治者已不是奥兰治家族，而是他本人所在的阶级。作品描绘的是一个夏末午后的景象，教堂的时钟正指向4点50分。

?

被登记的穷人

这幅现在由私人收藏的斯蒂恩的作品，创作于尼德兰地区资产阶级文化的全盛时期。强烈的公民意识是这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当时，海牙政府仅负责外交政策与国防，其他一切事务都由省市当地自行决策。穷人归属城市管辖，司法管理也是。因为没有成文的刑法典，每个城市都以自己固定的自由裁量权决定大小事务。犯人会被砍头、溺死或活活烧死；也会砍下一只手作为惩罚。如果罪行并不严重，犯人的肩膀会被烧红的烙铁烙印。死刑通常在公共场合举行，既是娱乐也是威慑。在当时，乞讨也会受到惩罚。

通过一个明显的特征可以区分在城市的贫困人口与乞丐。贫困人口都会经过登记并发放允许他们乞讨的证明。这类人口包括病人、孤儿、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正如画中这位老妇人，用一根拐杖支撑着自己并伸出手哀求。这位富裕的公民手中拿着的那张破旧的纸或许正是她的证明。斯蒂恩并未将男人描绘成下意识打开钱包或唤回女儿取出面包放在老人篮子中的样子，而是拿着那张证明考虑着应如何处理。在当时，这种审慎被认为是种公民的美德与责任，因为不加思考的善行只会使骗子获利，尤其是来自外地的那些。

每个城市都提防着流动人口。他们是紧密交织城市中的陌生面孔，因而总是被投以怀疑的目光。他们居无定所，治安官也不知道该将他们送到哪儿去。他们或许是被解雇的佣兵，失去土地的农民，倒闭工厂的工人，吉普赛人或是流亡的罪犯。因为无法一直将他们拒于城外，他们会获得许可在城市停留一段有限的时间，也许是3天，也许是1个月。如果到期他们还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就会被迫离开这座城市，否则当地官员会放出恶犬追逐他们。

而对于城市里的贫困人口，治安官与市民们持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向穷人们提供食物及栖身处所（比如以前的天主教修道院）。所以他们在原圣阿加莎修道院成立了老年妇女慈善之家（画中坐着的主人公肩膀上方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的塔尖）-一个专为老年妇女设置的救济院。画中的这位老妇人也有可能住在那，这位市民也有可能在那儿担任着名誉公职。

尽管公民意识在当时的荷兰成为主流，对穷人的救济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了辖区内争议的主题。在脱离西班牙独立前，慈善是属于天主教会的职权。到年，代尔夫特地方议会征用了当地教堂，并接管了慈善相关的职责。后来，改革宗（加尔文派）成为了最强大的宗教机构。加尔文派试图从宗教领域来界定社会责任，并带头支持此时正被代表公民的政府驱逐的奥兰治家族。

所以，如果有人选择在年时出现在一幅绘画中的教堂之外，并正行慈善之举，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出一个结论：他支持市民的统治，反对奥兰治家族与一个将社会责任强硬归属于其的教会。

?

宫廷打扮的女儿

这位市民正悠然地坐着。他的左臂搭在扶手上，右手撑着大腿，姿态闲散。他的坐姿传递着一些信息。比如他用右手背而不是手掌撑着大腿，这个动作会使手肘前移，使他的身形看起来更加高大而权威，放松的左臂传递出潜在的好意与关怀。这些信号显示，他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人物。

扬·斯蒂恩是众多发掘每日生活与动作，并以其为主题创作的众多尼德兰画家之一。他是身体语言的大师。在他的画中，即使是腿和脚也能说话。这幅作品中，市民张开的双膝也使他看起来富有权威，因为这样的姿势仿佛在宣告他对脚下土地的所有权。他的右脚，支撑着弯曲的手肘，稍稍向后。这姿态不属于一位伏案书写的学者，他更像是一位骑士军官。

他女儿给人的印象则完全不同。她一手在身前握着一把折扇，另一只手则以一种大约是自舞蹈老师那儿学到适合走下台阶的仪态提着罩裙。在当时，好的仪态要求双足合拢，双臂沿体侧平齐，没有任何招摇夸张的姿势。

这类要求被记录于一本礼仪书籍中。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他年发表的教育专著中，明确反对在站立或坐下时双手叉腰，这样的姿势对于军人来说无伤大雅，但对其他人而言则非常失态。乔瓦尼·德拉·卡萨在他撰写的《礼仪》一书中，将那些高傲地叉着腰的人们形容成好斗的孔雀。年，约翰·布尔沃声称这种姿势显得傲慢与自负，与绅士应有的仪表不相匹配。

画中这位代尔夫特的市民显然不像他的同辈那样受到关于礼仪要求的困扰。如果这幅画的内容可信，他自信的态度在当时应该是受欢迎的。同样的神情可以在婚礼场景中新郎的脸上看到，还有很多肖像画，比如在伦勃朗年的作品夜巡中，衣着华丽的中尉与旗手，都一手叉着腰，为这一安静氛围中的出行场景增添了一丝招摇而略具侵略性的气息。

礼仪书籍的作者所鄙视的是荷兰人对于不雅仪态的接纳。事实上，荷兰人接纳为宫廷所不容的仪态的行为，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挑衅。他们大约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力量-以独有的手势建立起新的自信。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一切再次发生了改变，富人们开始重新效仿起贵族的举止：画中这位一本正经、仪态端庄的女儿，正在向她张开双腿坐着的父亲示范她的同龄人如何保持自己的仪态。

?

回顾过往

扬·斯蒂恩喜欢通过自己的绘画讲述故事，比如酒馆的争吵、主显节③的前夜、婚礼与旅行的家庭。画中的角色间总有着某些故事情节正在发生，本幅双人肖像画中的父与女也不例外。

故事从贫穷的老妇人与男孩出现开始。父亲正思考着该如何做，他的女儿则显得冷漠而自我，沉浸在一个完全关于昂贵服饰与体面步态的世界里。

在背景中的桥上，斯蒂恩描绘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位几乎已经看不到的或许是个农民，正背着一个麻布袋去往附近的市场。而另一位市民，他的打扮似乎有些过时：他的礼帽比年的常规款式要高，与前景市民上衣的软领不同，他搭配的是硬领，他胡须的款式也已不多见。这位年长的绅士正在看着前景中的一幕，黑白色的衣着使他看起来仿佛是前景这位市民在远处的一个分身，他凝视的目光中仿佛暗示着某种联系。虽然作者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通过这位桥上的绅士，他将“过去”的概念引入了画中，在这样一幅充满为“现在”而感到骄傲的作品中对往昔进行了短暂地回顾。

多年以前，在老运河上方的桥是一座没有弧度的木质桥。画中拱形的石桥显示出城市的进步与繁荣，它们承载着将代尔夫特市各个角落连接起来的作用。左侧有着山形屋顶的建筑-代尔夫特大楼，是当地公共事务、交通及水运部门的办公地点。荷兰素有“低地”之称，它被河流与运河的网络紧密交错地覆盖，水运事业为当地的繁荣兴盛提供了重要支持。代尔夫特大楼因此成为了部分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公共职权的象征。法国、英国都没有好到可以与荷兰比拟的水运系统，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则更加落后。虽然通过道路运输的速度比通过运河快，但是在水中，一匹马可以拉动的货物重量是在陆地上的50倍。同样比起坐在行驶在崎岖公路上的颠簸车厢，旅客们更偏爱呆在舒适的隔间内顺着水流滑向自己的目的地。在尼德兰地区，水路连接着所有城市的海港，抵达海岸的货物也可以被轻松地运往内陆。

荷兰所拥有的不仅是最好的运河系统，他们还有欧洲最大的舰队。英国是他们有力的竞争者。两国曾在-年间爆发海战④，最后以一场发生在代尔夫特的灾难结束。年，代尔夫特的一个火药仓库发生爆炸，摧毁了城市的绝大部分。一年后，扬·斯蒂恩完成了这幅代尔夫特市民和他的女儿。

斯蒂恩本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战争重创了贸易活动，使得从美洲、亚洲或波罗的海返航的船只无法平安抵达。不再有来自英国的羊毛需要加工，代尔夫特特有的蓝瓷⑤制造业也渐渐没落。艺术行业也没能幸免。斯蒂恩迁居至代尔夫特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当地为他租下了一个啤酒厂。因为艺术创作不能负担起一个家庭的开支，斯蒂恩在年轻时曾学习过啤酒贸易。与画中这位市民的房屋一样，斯蒂恩的啤酒厂也位于老运河畔，只是在另一侧。在代尔夫特，斯蒂恩最终没能通过啤酒致富。

于是斯蒂恩举家搬迁到了莱顿，然后是瓦尔蒙德，哈勒姆，最后再次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莱顿并开了一间旅馆。斯蒂恩将他在旅馆中看到的一切：挥霍啤酒烟草的狂欢、喧闹的斗殴、赌博等等，全部画了下来。他自己在这些日常中参与了多少至今仍有争议，但遍布欧洲博物馆的作品证明了斯蒂恩的确是一位多产的画家。而尽管如此，当他在年于53岁的年纪去世时，也只给妻子留下了这间负债累累的旅馆。

?

追思逝者的鲜花

画家一般会把最重要的事物摆在作品的中央，不会希望在边缘的细节吸引过度的注意力。而斯蒂恩在这幅作品中用鲜花打破了这个陈旧的规则。与画中的其他部分相比，它们的色彩更加鲜艳。这些花朵是如此真实细腻，我们仿佛就站在它们前面（正如画面构图暗示的一般）几米处。

这些花儿是独立的，像一副画中的静物画。这类作品在17世纪的荷兰非常流行，也正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静物画（still-leven）”这个专有的名词。作品中一般有桌上的食物与餐具，死去的鸟及其他动物，书籍边的头骨，或最常见的插有鲜花的花瓶。这些绘画因聚焦有限的描绘对象并贴近日常生活而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