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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臣民G.H.范·科伊伦（G.H.vanKeulen）：《经更正的全新东佛罗里达海岸海图》（ANewandCorrectChartoftheCoastofEastFlorida，，细节图）。第七章风暴中的岛屿站在巴哈马的埃克苏马岛（Exuma）这一新的制高点，前南卡罗来纳被扣押财产专员约翰·克鲁登感觉到山雨欲来。他曾殚精竭虑，也竭尽所能，想在东佛罗里达为效忠派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无奈他的效忠派同胞们纷纷弃他而去，到环大西洋各处定居去了。克鲁登本人也曾沿他们四散的路线到过很多地方。他曾前往英国请求政府支付在被扣押财产上发生的许多支出。他曾到过西印度群岛的托尔托拉岛（Tortola）——那不是白人效忠派的避难所，而是著名的奴隶贸易中心——去继续他正义的斗争，追回被离境的效忠派偷走的爱国者名下的奴隶。他曾到过新斯科舍，向坐镇哈利法克斯的效忠派赔偿委员们提出索赔，也曾和迁居谢尔本的美国友人一起做过生意。最后，他终于和来自东佛罗里达的个难民一起在巴哈马群岛安了家。多年颠沛流离，使克鲁登能够直观地也从很多角度感受到离家漂泊为效忠派难民带来了怎样的考验和重压。但他觉得“我多年体验的逆境的巨大冲击”却“大大拓宽了我的思想境界……不幸的经历对头脑的启迪，让我变得更加理性了”。“我不需要先知的灵气或占卜的天赋便能预测未来，”克鲁登宣称，“世界即将发生一场重大的动乱”，英国和效忠派难民必须“利用时代和命运所赐的良机”。年，克鲁登坐在乏味的埃克苏马小岛上，撰写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帝国复兴计划。他为了留在美国已倾尽全力，力图依附于东佛罗里达的一个角落。在写给诺斯勋爵的一封“致国王和大英帝国智囊团”的信中，克鲁登提出英国可以采纳几种新办法，把效忠派大出走变成有利于帝国发展的良机。巴哈马群岛的难民们可以开发那些岛屿上宝贵的盐池，并充分利用它们在大西洋贸易中的战略地位。自由黑人可以前往中美洲，复兴英国人在那里的领地，同时他又热情洋溢地宣称，废奴运动者提出的在西非安置黑人效忠派的计划可以让英国证明“给全世界看，我们配得上地球上最尊贵的称号……人类自由的朋友和保护者”。此人一面废寝忘食地把被偷走的奴隶归还给前主人，一面又捍卫黑人的自由，看似矛盾。但这两项目标——一方面保护个人财产，另一方面保护个人自由——完全符合“年精神”，也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两大支柱。然而克鲁登投入了最多激情的事业还反映了“年精神”的另一个元素：地理扩张的冲动。他敦促英国大臣们迅速攫取北美其他各处的土地，补偿十三殖民地的损失。的确，既然时人普遍认为美国会很快分裂，克鲁登相信，如果英国手腕高明，它还能够“把美国人拉回来”。这些提议的可行性自然可以解释为什么诺斯勋爵和康沃利斯勋爵之流的大人物会把克鲁登的长篇大论作为文件保留下来，而不是随手扔到垃圾堆。随着法国革命的开始和年英法战争的爆发，克鲁登关于“帝国大动乱”的预言成真，这类想法就更加深入人心了。约翰·克鲁登在巴哈马群岛提出的每一个计划都显示了那些岛屿在效忠派大出走地理中的特殊地位。正如在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一样，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难民也构成了人口中的大多数，对那些岛屿的景观、经济和人口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此外和英属北美一样，难民们也对帝国当局充满不信任。但南北两方的效忠派社会还有若干差异。与英属北美不同，巴哈马群岛的大约名白人效忠派远少于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保住的那些可动财产：约名奴隶。这一人口失衡为这些岛屿上的政治冲突增加了一层种族色彩，因为白人奴隶主关于如何管理奴隶的观点与统治者更为家长制的意见时有矛盾。此外，英属北美的效忠派变成了美国的某种帝制对立面，而巴哈马群岛的某些效忠派却幻想着与那个显眼的邻居形成一种全然不同的关系，克鲁登就是其中之一。既然巴哈马群岛距离佛罗里达海岸最近的地点只有60英里，他们便想把这里作为夺回北美部分领土的战略要地。在奴隶制和扩张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在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难民之间划出了一道分界线，有些人希望建立一个种植园社会，就像他们离开的美国南方家园那样，而有些人则主张巩固和延伸一种更为家长制的统治作风。从年以后，后一种态度获得了巴哈马群岛总督的有力支持，他就是克鲁登素日的支持者、前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克鲁登的想法的空想性质暗示了巴哈马群岛难民生活的最后一个决定性特征。到年，长期躁狂的克鲁登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他的熟人们提到了很多迹象。“约翰·克鲁登来了，只有上帝知道他来干吗。”他在哈利法克斯的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如是说。“我觉得他疯了……他看起来似乎仍然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明白事理的好心人，但他的政治主张太狂热，冲昏了他的头脑。”一位男性生意伙伴收到克鲁登的来信，信上说希望“上帝不久就能给我机会证明我有多么热烈地爱着你”（他在别处解释说“就像大卫爱着约拿单”），“等到那一天，我们将从此再不分离”，想必至少大吃一惊。然而他最古怪的或者至少是他最广为流传的幻想，还要数他那些可归结为“千禧年主义”的胡言乱语。因为克鲁登关于大英帝国的野心还不止于重新征服美国。“如果可以积极地把犹太人团结在一起，”他继续说，“帮助俄国沙皇和皇后打败土耳其人，我们就无所不能了。”克鲁登开始觉得，在美国重建英国势力能够为犹太人的复兴铺平道路，不是在圣地，而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从帝国复兴到基督复临：那才是真正“重大的动乱”。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个人头脑中的狂想。然而社会的局外人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规则。随着克鲁登越来越癫狂地想尽办法要把一个破碎的世界缝合起来，他的疯狂冥想也就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供我们研究颠沛流离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他自己曾提到他的苦难如何让他的思想变得“成熟”了。几乎有一半巴哈马难民都像他一样，由于东佛罗里达被割让而不止一次离家漂泊。他们到达这些群岛时，多次迁徙的压力已经在他们的心灵上刻下了烙印，他们因为被出卖而痛苦万分，随时可能爆发不满。这些难民所受创伤的遗产为巴哈马群岛上效忠派与统治者之间尤其戏剧化的冲突搭设了舞台，那是关于大英帝国应该持何种立场的意见冲突。政治观点分歧在英属北美看起来只是一系列不同主张而已，在巴哈马群岛却变成了两极对立，一方质疑帝国权威，另一方却坚定地支持它。这些派系是如何产生的？哪一方将最终获胜呢？*这片新世界从海上看去十分不起眼，不过是一条石灰岩和珊瑚从水中突起，海水如此清澈，几乎能看见洋底沙子的波纹。但连续五周在陌生的涌浪中颠簸，着实令人筋疲力尽，对那些一点点靠近岛屿的海员来说，陆地就是陆地，陆地就意味着生命。他们踉踉跄跄地下了船，在海滩上双膝跪地，祈祷着，并将装饰着绿色十字架和王冠的旗子插在沙滩上。舰队司令给它取名为“圣萨尔瓦多（SanSalvador）”，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片陆地一定极像他们终于获得了救赎。年10月12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以为他们到达了印度，而事实上，他们航海进入了巴哈马群岛的礁石群。巴哈马群岛地势平坦，样貌乏味，也没有任何淡水资源，丝毫没有西印度群岛上葱郁繁茂的热带景观。（它们地处大西洋湾流而非加勒比海上，多半位于夏至线以上。）但哥伦布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些突起于海平面的多石陆地上看到天意的人。年代，巴哈马首批讲英语的殖民者，一群来自百慕大的自诩为冒险家的人，在一个他们称之为“伊柳塞拉（Eleuthera）”（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意为“自由”）的岛上殖民，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信仰自由的模范共和国。后来的一波百慕大人重新命名了新普罗维登斯群岛（NewProvidence）中的一个较大的岛屿，还在其上建立了巴哈马群岛的首府：拿骚。在哥伦布登陆三个世纪之后来到这些岛屿的北美效忠派就尾随着一长串前赴后继的殖民者，都希望巴哈马群岛会带来上天赐予的回报。他们也巩固了巴哈马群岛和北美大陆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历史。在伊柳塞拉附近的哈勃岛上建立的殖民地，其建筑风格很像马萨诸塞的渔村，这也绝非巧合。在文化和生态上，与遍地蔗糖种植园且有极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力的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相比，这些岛屿与南塔基特（Nantucket）和外滩群岛（OuterBanks）——当然还有百慕大——的共同点更多。到美国革命爆发之时，只有大约个白人和个黑人（其中约一半是自由人）住在新普罗维登斯岛、伊柳塞拉岛和哈勃岛。时有船只在暗藏危险的礁石上撞沉，有些人便依靠劫掠那些船只勉强度日。还有人靠捕鱼、捕鲸、捕龟和砍伐木材辛苦谋生。这些岛屿上最赚钱的生意是，季节工人会从那些金光闪闪的盐池中耙盐，正是那些盐池让最南端的那些岛屿表面平滑而结着厚厚的硬壳。这些战前的居民后来被称为“海螺”，因为他们吃的食物中有种海蜗牛，坚硬的螺肉卷在玫瑰花瓣一样的硬壳中。西印度群岛堪称18世纪大英帝国的经济发动机，而巴哈马群岛却一直处在帝国经济的绝对边缘。这些岛屿因为防御较差而频繁受到西班牙的袭击，又严重依赖与附近美国海港的贸易维持生计。如此说来，难怪巴哈马人（和许多新斯科舍人一样）首先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待美国革命，认为它对安全和商业构成了威胁，而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年3月的一天清晨，七艘美国军舰在新普罗维登斯岛靠岸，算是革命首次触及巴哈马群岛。当总督召唤民兵守卫拿骚时，许多人没有武器，还有人根本没露面。两架大炮在拿骚堡（FortNassau）上开炮，作为对入侵者的警告，结果却纷纷从炮架上跌落下来；在拿骚镇东边的蒙塔古堡（FortMontagu），“连一桶［可用的］火药或一截引火线都没有”。城堡上的守军听说有三四百名美国士兵在海滩登陆，人数大大超过了他们，干脆回家守护私人财产去了。爱国者未开一枪便攻克了拿骚。两周后他们再次离开那里时，许多人因为狂饮抢来的葡萄酒，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虽然这类闹剧时有发生，当地人口对于效忠国王或者革命也没多大兴趣，但巴哈马群岛却是效忠派取得一次重大胜利的地点，事实上，那也是那场战争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了。年，西班牙正式占领了巴哈马群岛。附近东佛罗里达的效忠派难民看到西班牙占领军近在咫尺，变得焦躁不安。一位名叫安德鲁·德沃（AndrewDeveaux）的南卡罗来纳效忠派坐不住了，决定掌握主动权。德沃认为“我们眼前的一切都那么可怕，又无法指望大英帝国，只能用我们自己……极大的努力”，德沃开始“招募志愿兵去占领新普罗维登斯岛”。在靠近拿骚时，德沃施展了一点儿伎俩，让自己的舰队反复离岸靠岸，每次都貌似有一船新的士兵登陆，以此来掩盖他“只有那么点儿衣衫褴褛的民兵”的事实——他们总共大概只有70个人。西班牙守军觉得局势很危险，便毫无抵抗地放弃了蒙塔古堡（正如巴哈马人年所做的那样）。年4月18日，德沃在拿骚升起了英国国旗。德沃占领巴哈马群岛是效忠派对自己自力更生精神的傲然证明，也突出了这些岛屿和大陆之间的对位关系。唯一的问题是，一切都太迟了。不光北美的敌对局势已经在四周前正式结束了，而且根据年1月签订的初步和约条款，西班牙已经同意把巴哈马群岛归还给英国。效忠派此举是画蛇添足。这次冒险的主要成果不过是在东佛罗里达殖民地被割让之后，给那些因为这个消息而震惊难过的难民一点儿正面的消遣。这次行动也提醒了人们，巴哈马群岛也不失为一个安置效忠派的所在。巴哈马群岛起初对佛罗里达的难民们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迄今为止唯一的效忠派定居点是由大约个纽约人开拓的，他们在年夏季搬到了北部诸岛中的阿巴科岛（Abaco）。在大多数难民眼中，巴哈马群岛比“贫瘠的岩石”好不到哪儿去。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在年夏天从圣奥古斯丁启程来这里调查时，就证实了这一负面印象。他很快就看到了巴哈马人为什么根本不在外围岛屿上发展农业，“而且除了捕龟和砍伐木材，他们根本不到那些岛上去。”土壤质量太差了，根本无法像在西印度群岛那样开垦蔗糖种植园，也无法像在美国南部那样种植水稻和烟草。然而包括约翰斯顿在内的许多东佛罗里达难民都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他们需要找个地方把自己的奴隶劳动力派上用场。巴哈马群岛虽然看起来不是什么有前途的殖民地，但新斯科舍“气候……根本不适合南方人居住，也不适合雇用奴隶”，就更非佳选了。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已经人满为患，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耕种的土地了。巴哈马群岛的优点在于，这里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纬度几乎相同”，“没有多少居民，但也还没怎么开发”。一边是“贫瘠的岩石”，一边是新斯科舍那样的苦寒之地，绝大多数佛罗里达难民选择了岩石。年下半年，英国政府决定出钱买下那些岛屿的世袭业主的全部产权，像在英属北美那样，根据效忠派“以前的状况及各自的耕种能力（无偿）［提供］……土地地块”。这是巴哈马难民与滨海诸省难民的诸多相似经历中的第一个。其次就是难民到达的情况了。巴哈马总督约翰·马克斯韦尔和新斯科舍的总督帕尔一样，突然之间便陷入了处理难民危机的诸多麻烦中。到年中，来自佛罗里达的运输船每每靠岸，都会有数百难民和奴隶登陆新普罗维登斯岛。“他们一下船便随处扎营，毫无秩序，”马克斯韦尔报告说，“遗憾的是，我却不知道政府是否已经买下了土地。”许多人在拿骚附近安顿下来，生活条件相当原始，其他人迁到了干燥空旷的外围岛屿上，在那里砍下矮树丛，看能否开垦种植。总共有超过名效忠派及其奴隶到达了巴哈马群岛，相当于战前人口的两倍，将黑人与白人居民的比例从1∶1多一点提高到了2∶1。虽然巴哈马群岛的气候比新斯科舍温和一些，但在那些未经开发的岛屿上，这些一无所有的新来者能够赖以为生的东西却少得可怜。到年春，食物短缺已经相当严重，当地官员恳求东佛罗里达总督帕特里克·托宁不要再往此处运送更多难民了。（约翰·克鲁登在策划反对西班牙人接手佛罗里达的政变时，曾请求巴哈马总督提供供给，却遭到了后者的推诿，后者尖锐地提醒他说“剩余的物资是留给那些效忠派的，他们很快就要来了”。）那些岛屿严重依赖外来货物，单是一条英国补给船在拿骚附近撞沉，就足以把饥饿的难民推向饥荒的边缘了。当地也没有足够的房屋安置他们。拿骚已经是那些岛屿中最大的城镇，也“只有一条还比较齐整的街道”，沿街盖着简朴的木头房子。一位前来访问的日耳曼博物学家发现所有的建筑物里“都住满了从北美逃出来的难民”。他自己只好被安置在城外的一个“很像谷仓的”住处；很多难民还住在帐篷里。在纽约效忠派安家的阿巴科，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规划了一个城镇，以他们的恩人盖伊爵士的名字为它命名为卡尔顿，满心希望这个地方像纽约报纸上吹嘘的那样，极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庞大的种植园经济体。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片土地“不如想象中那么肥沃”，“他们至少需要12～14个月的时间，才有可能开垦土地、种植和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圣约翰沿岸的另一个卡尔顿一样，匮乏引发了争端。一位官员报告说，他们“刚上岸没几天”“就不满之声四起，那些不满逐渐升级，到最后他们彼此之间也剑拔弩张了”。因为一场关于食物分配的争执，卡尔顿的殖民者们彻底分裂了，有些人迁居马什港（Marsh’sHarbour），在那里建起一座对立的城镇。马克斯韦尔总督预感到：“我想这些人如此不满，取悦他们定是件难事。”这么说还是太含蓄了。阿巴科的骚乱为后来巴哈马和英属北美的效忠派社会最大的相似之处埋下了伏笔：不满的难民与负责帮助他们的官员之间的冲突。新来的佛罗里达难民很快便开始就物资、土地分配和政治代表权等问题牢骚满腹，与北方的难民同胞遥相呼应。和他以前的帕尔和托马斯·卡尔顿总督一样，马克斯韦尔也成了效忠派发泄愤怒的目标。一切都因食物而起。和土地的分配一样，粮食配给的发放也是效忠派大流散各地难民与政府矛盾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但在巴哈马群岛，因为距离美国较近，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转折。马克斯韦尔收到了难民们抱怨食物供给问题的请愿书，作为回应，他在政务会搁置了一项与美国做贸易的禁令，允许美国船只把急需的物资带入拿骚。马克斯韦尔几乎没有预见到难民们的反应，他发现“在他们看来，这是极大的冒犯”。看到美国船只停在海港，有些难民怒发冲冠，试图上前把星条旗从桅杆上扯下来。马克斯韦尔谴责这样的行为“背离了我们国王陛下的和平原则，且公然有违一切公共秩序和礼节”，并发布公告，“严格命令和请求国王陛下的所有臣民克制，戒绝此类不名誉和非法的行为”。“我指挥军团时，时常会被告知，如果面包不够，就要注意防止闹事，但那时我还没有跟效忠派打交道，”他沉思道，“谁又曾想到，给他们便宜的面包也会冒犯他们？”这些事件发生后仅一两天，有人走在拿骚的贝街（BayStreet）上，就看到墙上贴出了古怪的传单。它们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来自查尔斯顿的韦尔斯家族印刷机上印刷的，约翰·韦尔斯刚刚把印刷设备从圣奥古斯丁带到拿骚，现在正用它们印制出版巴哈马群岛的第一份报纸——《王家巴哈马公报》（RoyalBahamaGazette）呢。传单上刊出了它自己的“公告”，模仿马克斯韦尔的口气对他一通挖苦：鉴于我在政务会上背离且直接违反了国王陛下的命令，允许叛乱者名下的各种船只进入本岛并倾销他们的货物。又鉴于那些名为难民或者另一个同样令我厌恶的名字——效忠派的人……表先［原文如此］出对我的这一行为的不满……我特此宣布……我将……对这一忠于国王陛下的行为（虽然它跟我的兴趣差之千里）表示我最大的不快。马克斯韦尔的效忠派敌人坚信，总督心里偏向战前的“海螺”居民，而不是这些贫困的新来者。他们谴责他对美国船只开放港口不是为了帮助他们，而是为了他自己和他的“海螺”朋友们趁机牟利。因为在他们看来，允许那些把他们赶出家园、让他们陷入流放困境的美国人入境，怎么可能是在帮助他们？马克斯韦尔也不失时机地败坏这些敌人的名声。他的理想社会也跟他的英裔爱尔兰同胞卡尔顿兄弟所拥护的社会一样，是建立在权威、等级制度和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当我提到笼统的效忠派一词时，”他小心地说道，“我所指的永远不包括他们中间那些做出无礼行为的人，大多数人是安静和有序的。”他特别欣赏那些难民种植园主，“那些人已经带着很大一家子人，以及10个、20个乃至个奴隶在外围岛屿上安顿下来了”。制造事端的是城市专业人员——商人、印刷商和律师——其中东佛罗里达难民尤甚。（他认为他们是因为受到了托宁总督的默默支持，后者一直觊觎着巴哈马总督之位。）马克斯韦尔对他们彻底失去了信心，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惹人厌烦、欲求不满的人”。“如果要我从目前看到的来判断（极少数人除外），他们都是我们那些战败的军队中的残渣败类”，而“要是即将来到这里的其他人也都是这样的品性，那么公民政府就危险了”。他总结说，跟这些人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用军事手段来镇压他们。问题是他没有军队可用：被调遣驻守巴哈马群岛的英国军队还在佛罗里达，要几个月后才能到达这里。年7月底的一天，另一份传单出现在拿骚，上面写道，鉴于“目前在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难民的特殊处境”，“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坚持到底，保全和维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正是为了那些权利和自由才离开故土、倾家荡产的”。该文件宣布召开一个“来自北美大陆的效忠派大会”讨论效忠派关心的问题。文件下方列出的15个签名者立刻证实了马克斯韦尔的偏见。他们包括三位律师、一名医生、几名商人和几位富裕的种植园主，全都来自圣奥古斯丁。这群人的领袖詹姆斯·赫伯恩（JamesHepburn）曾经是东佛罗里达的总检察长，从他到达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煽动效忠派反对马克斯韦尔。印刷商约翰·韦尔斯是另一个签名者，他似乎在这里践行了他的报纸的口号：“不羁之民，没有主人。（notboundbyanymasters.）”会议的主持人不是别人，正是小刘易斯·约翰斯顿，也就是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的儿子和威廉·约翰斯顿的哥哥，从听到父亲带回的负面消息那一刻开始，他大概就已经准备好对巴哈马群岛发泄百般不满了。整个年夏，效忠派的牢骚就像热锅上的水珠一样失控了。赫伯恩和另外两位律师认为他们遭到了不公正的阻挠而无法在此地执业，便冲进了法庭，“以极端下流的语言”攻击首席法官，导致诉讼不得不休庭。法院休庭持续了好几个月，等待各方都冷静下来。另一次，赫伯恩出现在马克斯韦尔总督的宅邸，指责总督根本没有履行职责，因而他的权威已经失效了。马克斯韦尔立即以极端的语言针锋相对，反驳说：“如果这还不算是最大的行为失检乃至危害国家，我无话可说。”与此同时，马克斯韦尔处理了关于土地分配的抱怨，一方面试图解决战前殖民者此前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对效忠派采取怀柔政策：“他们看见一块空地，说他们必须占有它，就一定会占有它：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都是‘对他们的承诺’。”暴动随后就发生了。一个星期天早晨，效忠派煽动者站在教堂外“用鼓声敲响了放逐曲，把人们从教堂里驱赶出来”。占领了教堂之后，他们在夜深人静时“敲钟，听上去像城镇着火了一样”，以此来“找乐子”。这样的破坏持续了几周时间，无不起源于“效忠派的住处和帐篷”。有一次，一群“白人和黑人武装”暴民在一天深夜出现在首席法官的家门口，高喊着“开火”，威胁要开枪对住在里面的人射击，此情此景真是和革命中的美国别无二致。然而由于法院休庭，手头也没有军队可供调遣，马克斯韦尔苦于无力报复——身为独裁主义者，他缺乏必要的立威工具。抗议者可以说是取得了胜利：马克斯韦尔被从总督职位上召回，于年春乘船回国，走时明显是松了一口气。他的继任者是代理总督詹姆斯·爱德华·鲍威尔（JamesEdwardPowell），这位“年老昏聩”的慈善之人本人就是来自佐治亚的效忠派难民。鲍威尔希望现在“安静和相互信任能够取代怨毒和愤怒”。但马克斯韦尔在离职之前已经激起了效忠派和政府之间最大的争议。年底，他解散了议会，呼吁选举和重组议院，其中代表新近在外围岛屿定居的殖民者的共有11位新代表。新选出的议员在年2月入职，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詹姆斯·赫伯恩和他的若干不满政府的效忠派好友。在第一次议会演讲中，鲍威尔总督承诺“既往不咎，而希望能在未来恢复和谐和相互信任”。他的话音未落，赫伯恩就跳起来，提交了一叠他的伙伴们的申诉书。每个申诉人都声称曾以相对多数入选议会，但军警队队长“错误地、邪恶地、非法地”安排了一位敌对的（代表“海螺”的）候选人顶替了他。赫伯恩和其他六位议员“未得到议长的允许，便非常粗鲁地”离开了会议厅，以示抗议。议会传唤他们到庭陈述离席理由时，赫伯恩和他的朋友们拒绝了，声称他们“选择不参加议会，是因为议会中有些议员是非法入选的。”为了报复，现任议员命令将效忠派的抗议书“由执行绞刑的公共行刑人当众烧毁，那是对本议会的权威和尊严最为邪恶、失礼和可耻的诽谤”。第二天，作为国家权力的生动展示，公共行刑人在法院门前当众烧毁了那些冒犯权威的文件。煽动性传单和韦尔斯的《公报》上的新闻报道再次传遍了各个岛屿。被煽动起来的效忠派在拿骚召开紧急会议，宣泄“他们及其选民发出的不可容忍的不平”。他们认为，离职的马克斯韦尔总督利用“最大的手段和影响力……阻止最近在这些岛屿上定居的国王陛下的忠实臣民获得任何一点点代表权”。选举的进行“直接、公然、不可容忍地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议会没有代表他们，因而他们“没有义务遵守议会可能通过的任何法律”。他们要求鲍威尔解散“当前这个非法和违宪的议会”并（从效忠派抗议者队伍中）任命一个委员会代替它“行使职责”。拒绝遵守法律，要求现任政府停职：这些都是革命式的挑衅。而他们还自称效忠派？日渐升级的冲突让白厅的大臣们挠头不已。“这实在令人诧异，”悉尼勋爵惊叹道，“那些曾因为对王室的忠诚和恪守英国宪法而备尝艰辛的人，竟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对国王陛下的义务，如此公然挑衅王室的权威和宪法。”如果有合适的资源，马克斯韦尔总督大概会像卡尔顿在新不伦瑞克那样毫不手软地出兵镇压抗议。但鲍威尔本人就是效忠派，也比前任更有外交手段，因而他拒绝对此事不冷静。他感谢效忠派请愿者“依附并恪守英国宪法”，并宣布议会整个夏季期间休会，责令议员们“尽你们最大的努力修复已经形成且在一定程度上仍将继续存在的分裂”。克制如他，取得的效果却极其有限。休会四个月后，议会成功地逐出了最为桀骜不驯的议员。但关于代表选举的争议却始终存在，直到鲍威尔本人在年冬天去世时也远未解决，把紧张关系又传给了下一位总督。大体上，整个抗议没有哪一点是巴哈马群岛独有的。巴哈马难民诉诸英国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高声反对违宪行为，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使用了印刷媒体、请愿手段和法律。所有这些都是革命前的美国和整个英国世界典型的抗议形式。然而这次巴哈马人抗议却也有其鲜明的风格，爆发了公共极端事件、骚乱和袭击，以及各类原型革命的会议。为什么这里的抗议如此歇斯底里？悉尼勋爵对拿骚发回的报道思考了一番，提出了一个解释。他指出，鉴于“许多效忠派一到巴哈马群岛，看到那里如此不合人意”，那些曾经生活富裕的难民明显地“感受到从前和当前处境之间的差异，这样令人不快的变化当然会播下愤怒的种子”。当然，全体效忠派难民都要面对一无所有、背井离乡和倾家荡产。但最难驾驭的巴哈马难民来自东佛罗里达实非巧合。他们不仅携带着战争对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造成的创伤。（比方说，托马斯·布朗到达巴哈马群岛后，就碰上年遇袭遗留的严重的偏头痛发作，以至于为了缓解，他采取极端的方案，接受了颅骨穿孔术，也就是在颅骨上穿一个洞。）这些两度丧失家园的难民们因为自己的政府放弃了佛罗里达，登陆时心里都怀着极大的不满。更何况巴哈马群岛上的效忠派始终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之下，美国既在咫尺又在千里之外，简直就是在恶意地提醒他们自己来自何方，此时又身在何处。邻近美国让某些效忠派惊恐不已，以至于他们要去攻击美国国旗，而对像克鲁登这样的效忠派而言，却不失为他们野心的源泉，他们想象着利用巴哈马群岛作为基地，为帝国的扩张再创辉煌。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北美效忠派虽然和其他难民没有多大差别，却又在一个非常重要、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像极了美国爱国者：他们似乎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抄起棍棒和手枪，与他们的总督彻底决裂。的确，在与帝国当局斗争的过程中，效忠派的煽动者们甚至一度看似占了上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权威被交给了一个很少有人会忘记的统治者。前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再次横跨大西洋，朝这里驶来。*年，邓莫尔伯爵大概正在春风得意之时，请人为他坐落于艾尔思（Airth）的庄园建造了一所新的装饰性建筑。那时他新婚不久，又代表苏格兰入选了上议院——考虑到他的父亲曾因年支持小僭王而声名狼藉，这尤其是一份无上的荣耀。那确实是个大而无用的装饰。近看倒像是个石匠的杰作，用各种精雕细琢的石榫和石券精工制成。但站远了看，它简直像个笑话。整座精美雕刻的建筑像个巨大的菠萝，有四层楼之高，把18世纪备受青睐的装饰主题夸张到比例失调，在苏格兰低地阴森森的天空背景下，古怪地召唤起热带地区的景观。那时邓莫尔大概不知道，二十五年后他真的会去一片生长着菠萝的地方做总督——菠萝是能在巴哈马群岛成功种植的极少数热带作物之一。邓莫尔勋爵是个喜欢做大文章的人。他曾短期担任纽约总督，从年开始担任弗吉尼亚总督开始，他紧抓表现的大好时机，在俄亥俄谷地对肖尼人的战争中大肆推行扩张主义，自己也趁机攫取了万英亩的北美土地——这可绝非偶然。从切萨皮克湾上那个非同寻常的水上政府，到年那篇引发争议的承诺给奴隶以自由的公告，他在弗吉尼亚阻止革命的努力也同样勤勉。虽然邓莫尔在年被迫放弃了水上城镇，他却始终没有放弃打赢战争的努力。他成了在大西洋两岸为效忠派奔走呼号、号召英国继续进攻的领袖人物。他支持的计划中有一项是在约克敦战役之后提出的，主张占领密西西比河谷，把它变成效忠派的避难所。另一项则是克鲁登在年提出的方案，主张招募一支庞大的黑人军队。邓莫尔是克鲁登最显赫的支持者事出有因，那就是他和克鲁登一样，拒绝把年视为英国在美国或其南部边境扩张无望的标志。他们眼中的世界永远都在变化，拒不承认任何一次失败意味着终局。鲍威尔的去世造成了拿骚总督府的空缺，在许多人看来，邓莫尔是接替他的理想人选。（当时在都柏林出差的马克斯韦尔被礼貌地告知，内阁已经决定用“某个与那些岛屿当前的居民毫无关系的人”代替他的职位。）伯爵对北美的行政管理很有经验，也得到了效忠派的大力支持，他本人也在积极寻求再次担任总督之职。邓莫尔急切地接受了任命，于年启程横跨大西洋。从逻辑上讲，巴哈马效忠派自然是欢迎他的：这是他们觉得可以依赖的人，他一定能将效忠派的利益置于“海螺”利益之上——这是马克斯韦尔治下紧张局势的首要根源。但他们不久就发现，新总督有他自己的与之冲突的利益。首先，他的威权主义倾向甚至比马克斯韦尔还要严重，其次是此人一刻不停地为自己牟利。更激起争端的是邓莫尔在弗吉尼亚臭名昭著的那件事，解放黑人奴隶，在巴哈马的白人奴隶主们眼中，这多少是个可疑的资质。最后，邓莫尔从没有停止梦想在北美大陆恢复帝国的统治，身为巴哈马群岛总督为他实现这一野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虽说邓莫尔曾有过“效忠派之友”的名声，但他的这些目标没有一个与他那些愤怒的新臣民的愿望休戚与共。邓莫尔到达拿骚之时，如潮水般涌来的难民已经把这座城市挤爆了。一份由议会委托绘制的年地图可供我们一目了然地纵览当时的拿骚。以拿骚堡为主要建筑的市中心包括一些公共建筑物，如教堂和议会；一座建于年的奴隶拍卖所；还有一开放性建筑，有个很荣耀的名称叫“交易所”，事实上是个公共市场和集会场所。海岸边有8～10个繁忙的码头，岛内腹地的新街道一直通到总督府，它坐落在市中心以南不远处的一座丘陵上。扩大的城市被整齐地分成个地块，其中许多都归效忠派难民所有。拿骚近四分之一的地产属于48个彼此不相干的女人，有白人也有黑人。24个地块属于“自由黑人”和“有色”人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它提醒人们注意在战前巴哈马群岛的黑人和混血人口中，将近一半都是自由人。少数黑人效忠派如今加入了他们，包括戴维·乔治和戴维·利勒的一个人称“阿莫斯兄弟”（BrotherAmos）的同伴，此人创立了巴哈马群岛上的第一个浸礼教会。虽然城市边缘也有很大一片黑人贫民窟，但至少从表面上看，拿骚市内的种族融合程度相当惊人。一位名叫艾萨克·杜波依斯（IsaacDuBois）的白人效忠派在他坐落于王子街（PrincesStreet）一角的地块上，可以从房前窗外看到政府大楼的正面。如果他从屋后往外看，可以看到他的黑人邻居托马斯·马洛尼的房子；右边可以看到另一位黑人亨利·伊文思的房子，斜对角则是属于“有色人种”的女子丽贝卡·达林的地块。（几年后，杜波依斯迁往塞拉利昂的弗里敦，那时他周围就几乎全都是黑人邻居了。）邓莫尔到达时，外围岛屿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化。根据年宣布的条款，效忠派无论男女，每人可以申领40英亩的免租金赠地，家中每多一口人——包括奴隶在内，可再增加20英亩。由于土地面积与奴隶拥有量成正比，来自美国的最大的种植园主就有机会在巴哈马群岛上重建昔日的社会地位。托马斯·布朗就是这些幸运的少数人之一。年，他曾在佐治亚乡间拥有近英亩土地，雇有个契约奴仆。年，布朗在巴哈马群岛申领了6英亩土地，大都位于大凯科斯岛（GrandCaicos）的盐碱地上，有个奴隶（包括他在佛罗里达从威廉·约翰斯顿那里买来的奴隶）在其上劳作。当然，布朗的处境能够与战前不相上下，是较为罕见的；与任何效忠派相比，他分得的土地面积均属最大之列。绝大多数难民只能在不大的地块上度日，通常每一块不到英亩。布朗拥有名劳工，而巴哈马种植园的平均奴隶数量还不到13人，对比相当鲜明。然而总的来看，难民的迁入彻底改变了这些岛屿的景观。效忠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效忠派的奴隶——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开垦了英亩耕地，几乎达到了战前总量的四倍。他们没有像在西印度群岛那样种蔗糖，没有像在低地那样种水稻，也没有像在切萨皮克那样种烟草。他们转向了对许多人很陌生的一种作物：海岛棉。棉花被巴哈马的种植园主们寄予厚望。年首次在各岛上种植之后，棉花作物在和年分别收获了吨和吨的产量。佐治亚效忠派威廉·威利就这个时期各岛的情况写过最好的综述，此人在阿巴科岛上变身为棉花种植园主之后，还额外获得了巴哈马地区的副检察长一职。他吹嘘说，年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种植园主）最乐观的期待”。他喜气洋洋地提到一位种植园主的运气，后者“最多只有32个奴隶”，却收获了足足19吨作物，“时值英镑，相当于创造这些产量的黑奴总价值的近两倍”。然而很有可能就在威利在他那些齐腰高的棉株间走动的那个季节或者紧接着的那个季节，他就会注意到那些三角形的叶面上宿栖着一种令人发愁的东西：有条纹的、蠕动的毛虫。这些贪婪的小毛虫于年首次贻害巴哈马群岛上的棉花作物，后来那些年则变成了一场无情的天灾。有些效忠派或许会注意到一个残酷的讽刺：毛虫恰在邓莫尔勋爵到达之时肆虐乡间，因为过不了几周，总督本人似乎也开始为害臣民了。掌握着分地大权的邓莫尔很快就让自己成为巴哈马有产阶级精英中的一员，给自己批了丰厚的英亩土地，还把另外英亩分给了一个儿子。但总督对奴隶劳动的态度却跟效忠派种植园主没什么共同点。作为在美国革命期间率先承诺给奴隶以自由的人，邓莫尔发现，巴哈马群岛上“来自美国的黑人虽有英国将军签发的自由证书，却也同样遭到了自称为效忠派之人的非人的残酷对待，大为不悦。那些不幸的人凭借着自由的承诺和国王的保护逃离了主人的魔爪，如今却每天都被从这些岛上偷走，运送到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上的法国人那里听凭发落。”约翰·克鲁登已经重拾这一“令人忧烦郁闷”的任务，寻找被效忠派“违反最明确的政府命令”抓走的黑人的下落。为了杜绝这类行为，邓莫尔发布了一个公告——这是他登陆后的第一个行动——承诺建立一个特别法庭来调查黑人提出的自由申诉。邓莫尔的命令虽然不像他年在弗吉尼亚发布的公告那样充满煽动性，却也立即激起了效忠派的愤怒抗议。效忠派带入境内的奴隶已经让岛上的奴隶与白人比例增加了一倍左右。早在年，议会看到黑人人口急剧增加，就通过了一项针对奴隶和自由黑人的严苛的新法规，与美国南部各州的那种非常相似。突然间，一位新总督又反其道而行之，发自内心地向黑人让步了。“新居民们认为邓莫尔勋爵是黑人的朋友。”当时有人写道。邓莫尔冷冷地说：“这一要求让某些拥有多位可怜的不幸之人的人士感到不快了，他们还假装自己生活在实行奴隶制的国家呢。”“不快”这个词显然太温和了。在拿骚，一群白人效忠派冲进一个黑白混血儿的房子，野蛮地袭击了她。一位效忠派因为参与此事而被逮捕，却起誓说“他要把那个城区所有属于自由黑人的房子全都烧毁”。在阿巴科，托马斯·布朗作为种族“动乱”的祸首之一遭到逮捕，自此便公然是“邓莫尔勋爵政府的公开反对者”了。种族暴力促使邓莫尔本人和他的“黑人法庭”一起驶向阿巴科，在那里审查黑人效忠派的申诉。（然而事实上总督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多少：在30位上庭的申诉人中，只有1位被判定为自由人。）事实证明，由于邓莫尔在原则上主张黑人效忠派的权利高于白人效忠派，关于奴隶管理问题的争议只能算是开战突袭，总督与白人效忠派之间乃至当局武力和诉诸权利之间的战斗还将不断升级，愈演愈烈。邓莫尔其人总喜欢离间臣民，随即便掀起了关于那个永远难缠的政治代表权问题的争议。年初，整个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请求邓莫尔解散议会，他们认为，既然任命了新总督，理所当然要解散议会。新普罗维登斯的效忠派提出，他们“认为自己在当前的议会毫无代表性；而本殖民地的种植园和商业利益也是一样”。来自埃克苏马岛的效忠派情愿说，他们“被剥夺了在立法机构被代表的权利”。长岛（LongIsland）上的棉花种植园主们说“议院当前的许多成员是非法选举入选的”；在卡特岛（CatIsland），效忠派觉得“被排除在立法会代表之外”，因而也被排除在了英国宪法承诺的“自由权利”之外了。在一份最为详细的请愿书中，阿巴科的效忠派提到一个事实，即他们来到岛上时，“坚信在国王陛下最偏远荒僻的领地，他们也能享受英国宪法赋予的那些宝贵的权利和特权”。然而，他们悲叹道：“议会的下院几乎没有一位种植园主、商人或北美效忠派。”听到所有这些啰啰唆唆的要求，邓莫尔的回答基本上都一样言简意赅：“先生们，我不认为在当前时期解散议会是为国王陛下提供的合时宜的尽职服务。”邓莫尔的请愿者们可没那么容易接受他的托词。比方说，副检察长威廉·威利就拒不接受。威利到达巴哈马群岛的时间比邓莫尔早不了几天，但这位出生在佐治亚又曾是佛罗里达难民的人与他的很多新邻居都有密切的联系。（威廉和弟弟亚历山大曾在托马斯·布朗的军团里作战，正因为如此，年威廉·约翰斯顿在萨凡纳城外遭到爱国者袭击时，是威利带兵救了后者。）威利很快便在当地的政界受到了训练，在此期间，首席法官（一位邓莫尔的铁杆拥护者）接近他，阴森森地警告他要“站对立场”。他坚称自己是独立派，或者说无论如何都拒绝与邓莫尔为伍，于是便被指控曾称法官是“见鬼的骗子”而锒铛入狱。同为反邓莫尔一派的托马斯·布朗出具证词为威利辩护；威利的律师也是一位反政府效忠派领袖，总算在审判中成功地让威利脱了身，那场审判暴露出他的被捕就是一场闹剧。对此，邓莫尔勋爵的反应是立即关闭了法院。对峙走进了死胡同。和前任马克斯韦尔一样，邓莫尔觉得让他不胜其烦的效忠派就是一群自私的小贩、盗马贼、走私犯和闹事者，这些人最关心的就是保住他们偷来的奴隶。他认定，确保这些人服从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他们的要求扼杀在萌芽状态。为了声势浩大地显示自己的权威，邓莫尔开启了在各个外围岛屿建筑炮组和要塞的工程，还在拿骚以西建起了一座巨大的新城堡，即夏洛特堡（FortCharlotte）。城堡上那些大炮林立的坚固工事与其说是为阻止大家公认的袭击者，不如说就是为了震慑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居民。因为邓莫尔担心“如果我们明天与美国开战”，“效忠派……就是我最有理由担心的人”。在以威利为首的愤怒的效忠派看来，邓莫尔简直就是最糟糕的独裁者，是（苏格兰）暴政的化身：“天性顽固而暴烈；能力在中人之下……对英国宪法及英国臣民的权利一无所知；他的治理原则让人不禁想起某个微不足道的小氏族中不可一世的暴君。”威利对总督的指控听起来很像美国爱国者对十三殖民地总督的辱骂。邓莫尔宣布法院休庭并拒绝召集选举违背了英国臣民所珍视的最基本的权利，如人身保护法。更糟的是，“他的个人生活”也和“他的公众形象一样不道德”。总督肆无忌惮地利用裙带关系：他让一个儿子在一次候补选举中入选议会，后来还单方面任命另一个儿子为副总督。邓莫尔建在艾尔思的巨型菠萝跟他在岛上修建防御工事的愚行相比都不算什么了，那些费用高达惊人的30英镑，是初始估算的八倍，用光了公共资金。一位效忠国王的巴哈马人还能做什么呢？威利转而请求远在英国的大臣，希望可以在伦敦“为在帝国最遥远的角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效忠派臣民伸张正义”。然而在拿骚，邓莫尔继续他近乎专制主义的政体，威利担心更糟的还在后面。他一一列出对邓莫尔的抱怨，最后还有一项“或许看似令人难以置信的指控”。因为，威利宣称，特意用楷体字突出他的震惊，“爵士大人正在传播奇怪的报道，企图警示人们说效忠派（那些可是为了国王和国家的事业洒过热血的效忠派啊）正在密谋放弃对大不列颠的效忠……以便寻求叛乱者国会的保护”。邓莫尔怎么能指控效忠派——他们是效忠派啊——秘密串通美国呢？谁知道他接下来还会犯下何种暴行？在威利看来，可怕的事实是邓莫尔不仅声称掌握了一个效忠派密谋叛国的证据，还会进而以此为由实施戒严，这可是邓莫尔一直翘首以待的。总督本人也旋即卷入了密谋中，很可能会把巴哈马群岛上的敌对方推向北美。长期以来，邓莫尔一直支持旨在让英国在北美大陆重获主权的最为激进的方案，来到巴哈马群岛尤其有利于促成那些方案的实施。而在此时，邓莫尔已经找到了一位完美的新合作者代替疯了的约翰·克鲁登，他就是精力充沛的年轻效忠派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他一定给自己未来的新娘带了些肉和鹿皮，也许还带了条毛毯和几件衣服，以此来表现自己是个可靠的家庭支柱。他或许也盖了他们自己的房子，一座四方形的小屋，有着白色或红色灰泥外墙和柏树皮铺就的屋顶。他长着宽阔的双肩和坚毅的面庞，看起来肯定像个很不错的武士，然而这位新郎毕竟只有16岁，刚刚摆脱稚气，还没有完全成年。虽说他的皮肤在佛罗里达的阳光下晒得黝黑，却还没有多少风霜坎坷能够掩盖血统留下的明显标记：他那眼窝深陷的双目仍旧闪烁着蓝色的光。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大概有很多少年都曾对这种生活充满美好想象：把他们从小听到的惊悚故事彻底反转过来：从家里逃走，跟印第安人住在一起，身穿鹿皮革、挥舞着战斧和割头皮用的小刀，在他们想象中的林区自由地享受性、暴力和美酒。出生于马里兰、早熟的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少年时就曾尝试过这一切，还不止这些。（就连这次娶了一位克里克酋长之女也是他的第二次了；他已跟第一个切罗基人妻子有过至少一个孩子。）年，鲍尔斯14岁就开始了冒险生涯，在马里兰效忠派的一个军团中获得了掌旗官的职位。但他很不喜欢军队生活，觉得那简直乏味透顶又艰苦异常。年底，他的军团前往彭萨科拉（Pensacola）守城，因为事先得到消息说西班牙人要进攻该城。他痛恨这个臭气熏天、疾病蔓延的闷热港口，一位同行的军官称之为人间地狱：“撒旦和他所有的使者都应该被流放到这个地方来。”鲍尔斯简直快被逼疯了，又天性叛逆，就跟指挥官吵了一架，被开除出军团。一个克里克印第安人代表团来彭萨科拉领取英国人给他们村庄的回礼，待他们回村时，鲍尔斯“愤怒地把我的红色军装扔进了海里”，跟他们一起走了。鲍尔斯成了18世纪末生活在克里克人部落中的数百位白人之一。［克里克人首领是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他的父亲拉克伦·麦吉利夫雷（LachlanMcGillivray）是当时最著名的苏格兰商人之一。］鲍尔斯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入乡随俗”，他组建了一个克里克人家庭，带领一个克里克人军团守卫莫比尔（Mobile），一位时人曾说他“抛弃了昔日的回忆，在任何方面都像是一个野蛮武士”。然而他从未放弃自己作为英国臣民的忠诚。年，鲍尔斯甚至重新加入了那个效忠派军团，这就意味着在战争结束后，他有权为自己曾在军队作战而获得分地。他选择迁居巴哈马群岛，跟他成长期间的第二故乡美国西南部隔海相望。战后数年，鲍尔斯经常往返于巴哈马群岛和北美大陆之间，像约翰·克鲁登一样，成为另一位战时四处游历、战后生活流离的效忠派难民。年4月，鲍尔斯带着一个危言耸听的故事出现在拿骚。他近期前往佐治亚时遇到了一位在巴哈马拥有地块的军团老兵。那位军官“强烈敦促他［鲍尔斯］［一回到巴哈马］就去拜访约翰斯顿、赫伯恩、克鲁登等几位先生”。熟人告诉他说，“这些人，还有一些其他人是巴哈马群岛上一个强大党派的主要领袖”，即将实施一个大胆的计划。那位军官拿出了一沓信件来向他解释此事。这些信件中描述了一个宏大的抱负：“要让那些岛屿独立于大不列颠。”脱离大英帝国之后，巴哈马群岛新的效忠派统治者将“向全世界开放港口；发展商业贸易，此外还将从大量存在于上述岛屿的盐池中攫取巨大的利润和优势”。该计划已经万事俱备；策划者就等着选定日期“起义并占领政府”了。在那些文件的最下方，鲍尔斯看到撰写该计划之人的秘密签名：约翰·克鲁登。这次遭遇让鲍尔斯确信“迄今以来，一直都有人企图让本殖民地脱离大不列颠的管辖”。事实上，他非常清楚当前正在进行的议会席位之争“的真正目的并非获得人民的代表权，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看看他们政党的真正实力和人数”。这不是民主，而是政变；这就是邓莫尔关于效忠派密谋推翻其政权的证据。鲍尔斯在威廉·威利审判短短几天之后便在一份证明书上签名宣誓此事属实，时机也恰到好处。叛国罪名（哪怕证据是已经疯了的克鲁登的话）必将一劳永逸地让效忠派反政府煽动者们偃旗息鼓。最终，鲍尔斯耸人听闻的指控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一个主要原因是到他作证之时，约翰·克鲁登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年9月，克鲁登死在他寄予如此厚望的岛上，年仅33岁。但邓莫尔和鲍尔斯就此案结成的共生关系却在不久后发生了令人十分满意的演变，如果克鲁登在天有灵，想必也会为此而骄傲。虽然鲍尔斯和克鲁登很可能从未谋面，但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可不仅仅是克鲁登叛国信件的那几张纸而已。因为和克鲁登一样，鲍尔斯也认为西班牙在佛罗里达的统治必将被推翻，要实现该目的，巴哈马群岛是最好的起始点。区别在于，鲍尔斯希望以克里克印第安人的名义，并在后者的支持下实现这一征服。美国革命在克里克人的社会掀起了持续的变化，把传统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为以种植园农业和拥有奴隶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克里克酋长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就是这一转变的化身。和约瑟夫·布兰特一样，麦吉利夫雷也因为曾在查尔斯顿受过教育，一直以他优雅的做派、白皮肤和欧洲人的装束给白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放弃了大多数克里克人冬季打猎的生活方式，转而在墨西哥湾经营自己的庄园，在自己位于小塔拉哈西（LittleTallassie）的庞大种植园度夏，那里有苹果园、有大群的牲畜，还有60位奴隶劳动力。年，阿比盖尔·亚当斯（她的丈夫约翰时任美国副总统）见到麦吉利夫雷后，对他“说英语像母语一样流利”十分赞赏，而他对自己的克里克同胞讲话却要通过翻译。鲍尔斯在这一点上自觉地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自我形象——至少对白人看客而言——是个彻头彻尾的印第安猎人和武士。现存的唯一一幅肖像把他画成了一个明显的拜伦式人物，穿着褶边衬衫，波纹袖上系着银色的臂带，颈间缠着重重珠链，还戴着装饰精美的鸵鸟毛包头巾。虽然有些白人同胞觉得他的印第安人服饰未免“荒谬”和“凌乱”，但如此华丽的装束同样让他获得了白人的支持。他希望自己在英国人中间建立的联系能够反过来帮助他在克里克人中收获一批拥趸。鲍尔斯对佛罗里达的野心恰与邓莫尔勋爵一拍即合。自年和约签订以来，西属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贸易便一直由一个名为潘顿莱斯利公司（Panton，LeslieandCompany）的商户控制着。该公司总部位于拿骚，与邓莫尔的巴哈马政敌们有着密切联系——包括托马斯·布朗，他曾在任印第安人事务督察专员时帮助该公司获得了垄断地位。邓莫尔希望取缔该公司，这主要是出自巴哈马政治和个人的利益，与此同时，鲍尔斯则有自己的理由推翻潘顿莱斯利。该公司在印第安人地盘上的隐名合伙人不是别人，正是麦吉利夫雷，鲍尔斯要想在克里克人中提升地位，最大的敌人就是麦吉利夫雷。凭借邓莫尔的支持，鲍尔斯在威利事件之后几个月带人前往佛罗里达，企图把潘顿莱斯利逐出该地区。遗憾的是，他的冒险旋即惨败。因为事先得到了托马斯·布朗的通知，西班牙当局让麦吉利夫雷去对付“那个邪恶的鲍尔斯”，后者“不过是为真正的恶棍所利用的愚蠢工具而已”。麦吉利夫雷给了鲍尔斯一些“有用的建议”，让“他永远离开这片国土”，威胁说如果他拒不服从，就“割掉他的耳朵”。然而不管是鲍尔斯还是他的支持者邓莫尔，都没有因这次失败而气馁。他们反而在鲍尔斯为佛罗里达的未来制定的更宏大规划中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鲍尔斯计划在沼泽地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归自己领导，这是邓莫尔长期支持的各种计划中的一个颇有说服力的方案。他把那个国家叫作“马斯科吉（Muskogee）”。正如他为总督描画的那样，马斯科吉将是一个独立的印第安国家，既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也远离美国人的滋扰，是任何忠于英国理想之人的避难天堂。它将凭借与大英帝国的联盟获得这一稳固地位，在南部与约瑟夫·布兰特建立的印第安人联盟遥相呼应。英国从这一关系中得到的利益是它能够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邓莫尔喜欢自己听到的这个计划。有了总督的支持，鲍尔斯于年回到了克里克人的地盘，开始将计划中的马斯科吉变成现实。就这样，巴哈马群岛政客们之间的内部冲突逐渐演变成为商业竞争、印第安人事务和对效忠本身之意义的终极考验。在查特胡奇河（ChattahoocheeRiver，如今是阿拉巴马和佐治亚的界河）上的考维塔（Coweta），鲍尔斯召集了一个有克里克人、赛米诺尔人和切罗基人代表参加的政务会。他开始自称“埃斯塔乔卡”，意为“克里克国的总管”。“00名武士齐声”（起码他自己如此吹嘘）欢迎他成为他们的领袖，并授权他出使伦敦。鲍尔斯开启了往返大西洋之旅，希望获得英国的援助，在那趟旅行中，他重走了很多效忠派难民曾经走过的路线。他从巴哈马群岛出发，先去了新斯科舍，想让那里的帝国官员们赏识在马斯科吉和易洛魁人之间建立一个西部效忠派同盟的想法。他成功地在哈利法克斯获得了帕尔总督的支持，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提交该计划时，人们正处在英西战争即将爆发的高度恐惧中，随后他又继续前往魁北克觐见多切斯特勋爵。虽然多切斯特一直很警惕印第安人盟友，也试图说服鲍尔斯不要去伦敦，但就连他也认识到，一旦与西班牙开战，克里克人的帮助至关重要。有了多切斯特的勉强支持（后者还提供了路费），鲍尔斯和他那支小小的随从队伍跨越大西洋，于年底到达了伦敦。在伦敦，虽然外交方面的进展与他的愿望相悖，但鲍尔斯还是自信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无疑是自美国革命以来夺取北美领土的最大的亲英计划。在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请愿书中，鲍尔斯强调了自己身为“一个独立和人口众多的民族的首领”和业已证明了忠诚的英国臣民的双重角色。“我一直保持着对陛下您的忠诚和对这个国家的眷爱。”鲍尔斯向自己的君主保证说。现在他有了表现这些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把北美的一片广袤的地区重新带回帝国的怀抱。鲍尔斯主动向外交大臣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有了英国适当的支持，他认为只需两个月就能把“西班牙人从整个佛罗里达和新奥尔良领土上”赶出去。他将从那里“马不停蹄地继续赶往墨西哥，与原住民人一起宣布当地独立于西班牙”（这一承诺竟然与约翰·克鲁登曾经吹嘘的他将“让墨西哥的门户为我的国家大开”惊人地相似）。至于马斯科吉对英国王权的忠诚，官员们大可放心。看看帝国的其他领土就知道了，鲍尔斯说：看看印度。他举东印度公司指挥官罗伯特·克莱夫（RobertClive）为例，正是后者把孟加拉纳入了英国霸权。克莱夫曾发誓说，要想确保印度次大陆的安全，唯一的途径就是利用本土军队，鲍尔斯认为“这一信条在北美和在印度斯坦……一样适用”。既然英国利用印度兵组成的军队维持了对印度的控制，它当然可以利用克里克人和其他原住民的力量维持自己扩大的美洲帝国。“美国人此刻正在伺机占有英国殖民地中剩下的土地呢。”鲍尔斯最后说。英国正好乘此机会先发制人。不知是因为他的慷慨陈词还是（更有可能）看到他所费不多，鲍尔斯成功地让英国人同意他实施自己的计划。（不说别的，跟委内瑞拉革命家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几个月前提出的英国支持整个南美起义的计划相比，马斯科吉计划应该算是比较可行的了。）鲍尔斯回到拿骚，从那里启程前往佛罗里达，他自己设计的红蓝色马斯科吉国旗在桅杆上随风飘扬。这一次，鲍尔斯远征的运气好了一些。他成功地得到更多印第安人的支持，并向邓莫尔吹嘘说他“对该国家的全部商业往来握有全权，并在他们未来的政务会中担任主管”。他的副手们占领了潘顿莱斯利的一座仓库，取得了一场关键的战略性胜利。就在邓莫尔满怀信心地向伦敦报告说“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即将向英国敞开大门时，麦吉利夫雷和他的手下却争取保留自己的影响力，敦促印第安人躲鲍尔斯远一点儿：“他自称英国人，但我向你们保证他不是；他对你们说他从英格兰国王那里来，但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一位国王的军官衣衫褴褛地来到你们面前。”然而不久，麦吉利夫雷就不得不退到彭萨科拉了，时局对他的权威提出了危险的挑战。面对其领地中发生的这等骚乱，佛罗里达的西班牙总督们决定与鲍尔斯谈判。年初，鲍尔斯乘坐一艘西班牙轮船驶入新奥尔良与对手们谈判。在他下船踏上这座河流与海湾之间的国际大都市之时，一定感觉自己一生的抱负就要实现了：马斯科吉将被承认，他也为大英帝国争取到了密西西比河。鲍尔斯对新奥尔良的西班牙总督坚称，他，而不是麦吉利夫雷，才应该被拥戴为克里克国的领袖。他承诺，他会把马斯科吉变成抵御美国的堡垒，变成西班牙和英国两大帝国的忠实朋友——和以前的克鲁登一样，他也提到了欧洲帝国在面对共和国敌人时共同的利益。总督看似乐于接受，让鲍尔斯去古巴与那里的高级官员最后签订协议。然而鲍尔斯一到哈瓦那，站在莫罗城堡（MorroCastle）的森严要塞之下，他心里就咯噔一下，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西班牙人已经通过麦吉利夫雷跟克里克人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根本没有动机支持鲍尔斯那些宏大的亲英计划。仅仅几周前，鲍尔斯还曾打算领导佛罗里达人独立，作为效忠派加入大英帝国世界呢。现在他变成了西班牙人的囚徒，不久就要被从古巴送往加的斯（Cádiz），随后又被送到菲律宾，西班牙帝国让他距离自己的马斯科吉天高海远。鲍尔斯没能成为马斯科吉的王，却肯定是唯一一位被流放到东南亚的北美效忠派。鲍尔斯滞留在那个太平洋列岛，远在巴哈马群岛的世界另一侧，其间一定曾对全球帝国的实力有过发自内心的赞叹。要想回到马斯科吉，他只能期待奇迹了。*他后来常常被称为“投机分子”鲍尔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贬义的绰号不无道理。鲍尔斯企图建立马斯科吉国而未遂，使他成为整个巴哈马事态中的一颗流星，光芒万丈，却旋即熄灭了。然而虽然鲍尔斯的事业有着种种出奇之处，但它却是个极其鲜明的例子，证明了难民效忠派是如何像他们所依附的大英帝国一样，坚持不懈地把失败转化为收益的。它还突出了巴哈马效忠派社会内部固有的分歧，围绕着大英帝国应该为臣民做些什么这个中心议题，众口不一。赫伯恩、布朗、威利等人关于权利和代表权所表达的反对派辞令很像是美国爱国者的话语。与此同时，他们把自己的奴隶大批运来，改变了巴哈马群岛的种族构成，还带来了美国人的种族态度，并希望这种态度得到法律的承认。然而，邓莫尔和鲍尔斯（还有清醒时期的克鲁登）所支持的大英帝国所代表的形象则与之相反。秉承“年精神”，他们展望的未来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以忠诚原则团结在一个宽容而保护臣民的王室之下，这种帝国概念历来更迎合首都当局，而不符合外省白人殖民者的利益。邓莫尔这位曾在弗吉尼亚解放奴隶的人，因为对黑人争取自由的主张相对宽容，自然而然地成了巴哈马群岛种族冲突的引雷针。他担任总督期间的各种观念冲突为巴哈马的白人和英国当局之间关于种族和奴隶制的冲突开了先河，那些冲突在他死后多年仍在上演。而这本身也构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背景，将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树成了一个生动鲜活的对立面。这是一个美国白人效忠派，他归化了印第安人，希望在英国的帮助下，领导自己的印第安人兄弟争取领土独立。这一惊人组合证明了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多种可能性，就连鲍尔斯——或者约瑟夫·布兰特或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这样的人都能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成功地树立起自己既是效忠派帝国臣民，同时又是有主权的印第安部族领袖的形象。这些人都希望面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蚕食，那个给黑人以家长式保护的帝国能为北美原住民人提供一些支持。然而在巴哈马群岛极端分裂的政治环境下，鲍尔斯的计划尤其招惹众怒，它加深了已经围绕奴隶制和代表权问题挖掘的战线。这些纠葛缠绕的紧张关系使巴哈马群岛成了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必须把效忠派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故事放在一起共同探究，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鲍尔斯那样的领土野心有时看似很难被认真对待，特别是考虑到它们涉及的兵力之弱小和他们渴望控制的领土面积之巨大，且往往距离首都中心万里之外。然而美国革命恰恰激发了英国臣民的扩张主义想法。毕竟，大英帝国一直都是利用帝国对手的弱点才日益强大起来的，而边境岌岌可危的美利坚合众国如今就成了它的众多对手之一。此外，既然效忠派可以在加拿大的荒野上建起城市，易洛魁人可以在五大湖区建立起自己的新领地，自由黑人可以在塞拉利昂开拓一片殖民地，英国的臣民可以在澳大利亚殖民也可以统治孟加拉，马斯科吉为什么不能算作一个可行的计划？不管巴哈马效忠派对鲍尔斯其人多么瞋目切齿，他们都无法对他的事业嗤之以鼻。那恰是问题所在。鲍尔斯生长于斯的18世纪末的动荡环境也同样滋养了从约翰·克鲁登到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的其他许多帝国空想家，他本人也变成了19世纪美国那些力图在西属美洲开拓自己大块领土的阻挠议事者的先驱。［鲍尔斯被俘仅仅十年后，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AaronBurr）便沿着非常类似的路线，策划攻占下密西西比河谷和墨西哥。］所有这些计划都显示了表面上看起来是敌对方的英裔北美效忠派与叛乱者，大英帝国与扩张主义的共和制美国，事实上却有着清晰可辨的共同点。某些效忠派表现出反抗帝国权威的态度，已经到了要彻底决裂的地步，而另一些人却支持旨在扩张和巩固帝国的计划，显然，效忠立场本身可能意味着一整套各自不同的路线。到鲍尔斯被捕时，与共和制的法国间的战争会让大英帝国当局前所未有地更迫切需要忠诚和压制异见。面对法国要袭击巴哈马群岛的威胁，加上担心民众的骚乱会转向危险的共和立场，邓莫尔再也无法拒绝重新选举了。年，巴哈马的选民十年来第一次选出了一个新议会。选举结果最终确保了难民种植园主在诸岛上地位的上升，邓莫尔的一贯支持者纷纷出局，他的几位长期政敌却接连当选；威廉·威利被任命为首席法官。因为担心年法属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革命引发奴隶暴动，新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更严苛的种族法律，旨在将黑人和白人安全地隔离开，彻底打败了邓莫尔的家长制政策。最后，看到当地人长期抗议邓莫尔统治、他的巨额开支，以及他不可避免的反常（更不要说腐败）行为，白厅终于在年召回了这位众怒所指的总督。邓莫尔在人们的白眼下回到了英国，讽刺的是，他自己的忠诚却为一场个人丑闻所玷污：他的一个女儿在没有王家许可的情况下嫁给了英王乔治三世的一个儿子。就这样，在巴哈马群岛的特殊背景下，邓莫尔的帝国愿景被挫败了。然而白人效忠派殖民者希望建立一个盛产棉花的种植园社会的梦想也同样遥不可及。被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鄙视的巴哈马群岛的多沙土壤从来没有变得更加肥沃。毛虫继续钻入棉桃。飓风频繁破坏房屋和作物，而持续的降雨却很少发生。到年，大多数种植园主都放弃了种植棉花作物的挣扎，转向一种更为多样化的策略，混合种植玉米、豌豆和其他谷物，虽然这种策略获利较少。（作为巴哈马群岛与北美大陆之间对位关系的一个鲜明的例子，海岛棉后来被重新从巴哈马群岛引进到美国南部，它在那里的前景极好，几乎变成了一个传奇。）其中有些人变卖了资产，再度走上了迁徙之路。年，托马斯·布朗在圣文森特岛那刚刚从加勒比原住民手里夺来的土地上开发了他第三块英亩的庄园，和他在佐治亚和巴哈马群岛上的庄园规模相当。与英属北美的情况差异悬殊，巴哈马群岛从未经历过农业经济的起飞。那些岛屿只有作为航海中心、中途站和离岸中心时才能得到最好的利用，两个多世纪之后，它们仍然扮演着这一角色。虽然邓莫尔大肆建筑防御工事和街垒，为战争做准备，但他诸多堡垒中的一颗明珠——夏洛特堡，却从未在战斗中开过一枪一炮。驻扎在防御工事中的士兵面朝空旷海洋，每日无聊透顶，他们把自己的姓名首字母刻在烈日暴晒的墙上，等待着从未发生的战斗。正如艾尔思那座装饰性建筑一样，夏洛特堡也仍然矗立在岛上，成为瞻仰昔日远大抱负的遗址。最终，不管效忠派尽了多大的努力改变它的风貌，巴哈马群岛始终处于帝国利益的边缘地带。因为大英帝国的重要挑战（如现实的利益和可能性）位于那片碧海的另一个角落。正是在加勒比海上的牙买加岛，即英国最富有的殖民地上，效忠派难民们最为真切地体会到了希望与现实的断裂，体会到生活在一个再度卷入革命战争的帝国，意味着怎样的压力。托马斯·杰弗里斯（ThomasJefferys）：《牙买加最新测绘地图》（Jamaica，fromtheLatestSurveys，）。第八章子虚乌有的避难天堂它的美会让你凝神屏息。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你的视线会从峻峭的蓝山（BlueMountains）直扫上去，径入云霄。起伏的山坡上披挂着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毯，用各种古怪的热带植被织成：巨型蕨类植物和簇生凤梨花、大叶芭蕉、覆盖着真菌的粗壮树木、倾斜的竹林、高大的棕榈。转过海港的外围，你便飘浮在旧都罗亚尔港的碎石之上，在年的一场地震中，那座都城大半被毁。明亮的沙滩掠过海岸线通往接替罗亚尔港的新都金斯敦，那是英国在加勒比地区最大的都市。海鸥围着桅杆绕出一圈圈弧线，阳光在水面上切割出明亮的色块，如液钻般耀目。难怪效忠派们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一个初来乍到的人驶入这片壮丽的景观时惊叹道：“这里的丘陵、山峰、草木葱茏；一切都这么明媚鲜亮，真是太美了！”一位18世纪的美学家曾滔滔不绝地把金斯敦湾比作那不勒斯湾，说蓝山能与维苏威火山媲美，而罗亚尔港被淹没的废墟就像透明的海水下庞贝古城的魅影。还有人干脆被这“雄伟和壮丽”震慑住了，说不出话来。不管效忠派难民对这个草木茂盛的岛屿知道些什么，眼前的一切均告诉他们，这里已经不是十三殖民地了。在效忠派于革命期间和之后迁入的所有英国殖民地中，牙买加是最有吸引力的目的地。难民们去了那里之后，没有像新斯科舍和巴哈马群岛的难民那样抱怨连天，这本身就证明了它的吸引力。这是英国在加勒比海上人口最多、最发达、最富裕的岛屿，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体系尤其让它成为拥有奴隶的南方效忠派的不二之选。南卡罗来纳难民路易莎·韦尔斯就是一例，她曾逃出查尔斯顿去英国投靠父母，在那里畅然幻想着前往“艳阳高照的热带”。部分原因是她觉得英国这个“自由和平之岛”寒冷潮湿，她到达后不久就病倒了。另一个原因是英国不幸位处大西洋的这一侧：韦尔斯的未婚夫亚历山大·艾克曼已经去了牙买加，她渴望早日到那里与他团聚。年，韦尔斯为此冒险再一次穿越战火中的大西洋，却被法国人抓住，监禁了三个月之久。她没有被吓倒，而是再次动身前往牙买加，这次她不管不顾地登上了一条贩奴船。贩奴船上到处都是尸体、呕吐物、垃圾和汗臭味，哪怕甲板每日用刺鼻的醋液擦洗，也很难去除那熏天臭气，在这样的情形下来到牙买加，也让她亲身感受到了这里的绝大多数移民——被俘的非洲人——是在怎样令人绝望的条件下来到这座奴役与暴力之岛的。历史学家就黑人在英属大西洋的迁徙路线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揭示出整个黑人社会因位移而改变的大致轮廓。韦尔斯的远行所突出的一个讽刺是，这个建立在强制迁徙基础上的殖民地，如今却变成了北美难民的避难之所。她所属的那个群体因战争而四处流离，虽然绝对没有像奴隶那样受到强制，却也很难说是完全自主迁徙。这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凶兆，预示着效忠派不久将会在牙买加遭遇很多令人不安的矛盾。所幸对韦尔斯而言，牙买加算得上快乐的避难所：艾克曼在那里顺风顺水，两人于年初结了婚。艾克曼到达金斯敦后创办了一家报纸，《牙买加水星报》（JamaicaMercury），不久就改名为《王家公报》并饰以王家纹章，从年开始，他便荣升为王室的官方印刷商了。从效忠派韦尔斯家族在查尔斯顿的那家印刷厂开始，出版物也随他们的迁徙一起四散，到了东佛罗里达、巴哈马群岛，现在又到了牙买加，艾克曼的报纸就是这场出版物大流散的一部分。他的内兄约翰·韦尔斯在拿骚印刷的出版物攻击帝国统治，但艾克曼却成为牙买加政府管理的一个支柱，他因此而获得了种植园和豪华庄园，并在～年间担任议员。然而在到达该岛的多名效忠派难民中，像艾克曼这样从南卡罗来纳搬到牙买加之后还能获得成功的，实属罕见。牙买加作为效忠派定居之地虽有很多明显的优点，却在某些方面是英属北美和巴哈马群岛的反面，对比十分鲜明。英属北美的难民毕竟还留在北美，还成为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效忠派在巴哈马群岛也是大多数，而且后者在环境和文化上都更像从前的南方殖民地（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更多），而不是牙买加。单从生态和人口结构上来说，去牙买加就像是去了热带的月球。难民们在两方面都是少数，被包围在牙买加的克利奥尔白人社会中，而后者本身在人数上又远远不及奴隶，黑人和白人的比例大大高于革命前的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北美难民很难找到土地，用上自己的奴隶，而且这里素有传染病盛行的恶名，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身体健康都是难事（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关于牙买加效忠派生活的记录相对极少）。这里绝非理想的避难之所，效忠派很快就遭遇了牙买加生活的残酷现实：这里传说中的财富遥不可及，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充满暴力，疾病每次爆发都是灭顶之灾，整个社会内忧外患。期待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本是效忠派大出走各处难民经历的决定性主题，但没有哪个地方呈现出像牙买加这样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事实上是深植于牙买加社会内部的矛盾。牙买加对18世纪的英裔北美人意味着很多东西。首先是富饶。牙买加与英国的西印度群岛其他殖民地巴巴多斯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相隔英里，与两者共同构成了以蔗糖为基础的帝国财富的紧凑三角形地带。古巴与法属圣多明各各自距离牙买加英里，也像牙买加之于英国一样，各自为西班牙和法国创造惊人的利润。事实上，英国人最初之所以来到西加勒比，正是被这些竞争对手的财富所吸引。他们初来时可不是种植者，而是海盗。年，英国出征豪夺西班牙人领地，占领了牙买加，其后几十年，这个岛主要是作为英国人的海盗基地。一位讽刺作家咒骂这个吵闹而混乱的社会是“宇宙的粪堆、整个世界的垃圾站……潘多拉能用这里的一切装满她的盒子”。难怪人们把年那场毁坏罗亚尔港的地震解读为对“宇宙中现实存在的索多玛城”的天谴——特别是考虑到他们那么偏爱那个海盗盛行的社会的接替品，即帝国梦想的种植园经济。然而牙买加距离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地很近，这使它始终位于18世纪最大的帝国战区的中心。和其他英属西印度殖民地一样，牙买加在美国革命发生时也坚决采取效忠立场，原因之一就是它太容易受到外来袭击。不久，种植园的财富来源远远超过了哪怕是最大的海盗宝藏。那些财富被卷裹在不起眼的绿色茎秆里，像小孩子的手腕那么粗。甘蔗满足了英国人对甜食越来越贪婪的热爱。（年代英国人每人每年消耗12磅糖，相当于他们祖父母辈的三倍之多。）种植园主和作家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Beckford）曾满怀激情地写道：“当一片甘蔗园里甘蔗林立（或盛开）时，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作物之一，最妙的文笔也无法形容它的美。”不妨说那也是利润最大的作物，因为对主人来说，一片成熟的甘蔗林无异于满园金玉。蔗糖就是18世纪的黄金。牙买加的蔗糖和朗姆酒贸易把该岛变成了18世纪末大英帝国最富有的殖民地。美国革命前夕，英格兰的白人人均财富约为42英镑，十三殖民地的白人人均财富约60英镑，而牙买加人的人均财富净值高达英镑。唯一一个在盈利上能与牙买加媲美的大英帝国领地是印度，但即便在那里，到18世纪末，冒险的英国人（像大富豪罗伯特·克莱夫那样）带回满仓的钻石和黄金的概率也在逐渐减少。牙买加以它仅仅4平方英里的面积——大约相当于康涅狄格的面积，比古巴或伊斯帕尼奥拉岛小得多——可以骄傲地自称是世界上第二富有的殖民地，仅次于法属圣多明各。然而牙买加的财富依赖的是一种本质上毫无人权可言的体系，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利润。所有那些财富都有赖于一种令人震惊的奴隶劳动制度。只需砍掉一截甘蔗来啃，就能吸到它甜甜的汁液。但要把这些纤维质的茎秆处理成大量的糖，就需要极其密集的劳动过程，包括收割、碾碎、烹煮、定型和结晶——每一个环节都由奴隶来完成。随着糖的消耗量与日俱增，生产糖所需的劳动力也有增无减。到美国革命结束时，岛上的0个白人拥有大约20个奴隶，黑人和白人的比例接近12∶1。这一比例在英属加勒比各殖民地还算典型，但与前十三殖民地相比就构成了巨大反差，年，美国还没有一个州是黑人占多数的。由于所拥有的奴隶数量大大超过了自身的人数，占少数的白人为确保自己的权威，无所不用其极。白人牙买加的存续所依靠的就是恐怖统治。诚然，如今回想起来，北美殖民地的奴隶管教就足够骇人听闻了——更不用说英国的刑法体系定期规定的那些处罚措施。但即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加勒比地区的暴力也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现存的一份文件不动声色地记录了牙买加的日常虐待，那就是种植园监工托马斯·西斯尔伍德（ThomasThistlewood）的日记，此人在岛上工作了37年，直到年去世。西斯尔伍德记录自己一生中曾在奴隶的裸露皮肤上抽过数十万鞭子，有些奴隶活生生地被他剥了皮。他还（根据自己的统计）曾与位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几乎全都是奴隶。他曾把处死的逃亡奴隶的头颅割下来戳在柱子上；他曾目睹切开脸颊，割掉耳朵。他日常执行的惩罚如下：对一个偷吃甘蔗被抓住的奴隶，“用棍棒好好抽打一顿，把盐水浇在他的伤口上，让赫克托对着他的嘴拉屎”。这类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行为表明了牙买加白人社会普遍存在的恐慌：他们害怕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会起义，把酣睡中的他们屠杀殆尽。年爆发了18世纪大英帝国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塔奇起义，参加起义的奴隶后来被施以酷刑：有些人被绞死在铁笼里，还有人在露天的火堆上被慢慢烧死，这些刑罚大概不会让西斯尔伍德眨一下眼睛。黑人效忠派乔治·利勒还没出发时，就一定听说了牙买加奴隶社会人口结构的惊人失衡。带着他和家人离开萨凡纳开启自由新生活的那些船只上，还带着近0个到那里继续为奴的黑人。出走牙买加的效忠派的种族组成，显示了白人效忠派在考虑目的地时，奴隶制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近个迁往牙买加的白人难民携带着整整个奴隶随行。利勒及其家人属于那些移民中极少数的自由黑人。即便如此，利勒本人的自由也受限于他跟摩西·柯克兰——就是那位帮助他赎回家人自由的军官——签订的束缚契约，这提醒我们，奴役和自由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模糊。年8月利勒一家人乘坐斑马号船队登陆之后，就和0名混血的“自由有色人种”及自由黑人一起开始了在牙买加的生活。夏天的大雨让金斯敦的街道满是泥泞，利勒从那些街道上走过时，一定为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身处一个黑色脸孔居多的城市而惊叹。他终于来到了一个他自己属于种族大多数的社会（虽然种族鸿沟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分裂），但那个大多数要残酷地屈服于法律和暴力。在佐治亚监狱的那几个月让利勒明白，在美国做一个自由黑人就已足够艰难了。在这里，自由又会带给他什么呢？对于与利勒一起从萨凡纳撤离的伊丽莎白·约翰斯顿来说，在这个陌生的岛屿登陆想必也给了她同样的冲击。年，威廉·约翰斯顿离开苏格兰前往西班牙镇整整一年之后，她下定决心再次跨越大西洋，带着他们年幼的孩子们一起出发，去牙买加与他团聚。虽然这是这对夫妇时间最长的一次分别，但约翰斯顿这一次却没怎么提到自己渴望见到丈夫的心情；在苏格兰与众人依依惜别为此行蒙上了一层忧伤。她自己的父亲、那些亲密的妯娌，还有她第一个真正的小家庭，全都留在了苏格兰。最让她揪心的是，她还把大儿子安德鲁留给了他的祖父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准备送他去爱丁堡有名的学校接受教育。那充满异国情调的美景是否让她欣喜若狂，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后来从未提起。她对自己到达牙买加的唯一记录只有日期：年12月15日。那是她这么多年里定居的第五个地方。虽然她只有22岁，但她的整个成年生活都在迁徙，受美国革命的余波影响，一直动荡不安。如果说利勒的奴仆契约让他的迁徙变得不那么主动，约翰斯顿的搬迁就属于自由选择与环境所迫之间的灰色地带。她在牙买加的生活只能进一步强化她的一种倾向：把每一次迁徙都看成生命必经的艰难考验。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只字未提这个岛屿的美丽，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蔗糖，也很少提到她周围的奴隶们。（作为生活在牙买加的白人女人，约翰斯顿属于极少数，那里白人的男女比例为2∶1。）但她很快就习惯了牙买加生活的另一个无法回避的特点：死亡。整座岛屿就是一个巨大的停尸房。黄热病和疟疾等热带疾病使得白人的死亡率高达八分之一，证实了一位游客脱口而出的评价：“这个岛上每七年就有一次生命轮换的大革命……因为七年就足够岛上的居民全部死光，再换上一批了。”当然，那也是威廉·约翰斯顿为什么当初选择来到牙买加的原因。他是一名医生，这个职业保证了他在任何逆境中都会奋勇向前。但他们居住在牙买加期间，让约翰斯顿一家在经济上衣食无忧的那些致命力量也自始至终困扰着他们自己。如此一来，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多达三分之二的富裕种植园主舒服地住在遥远的英国，只留一小部分核心人员——白人监工、记账员、律师和医生住在庄园里了。新来的白人效忠派显然在一个重要方面很像他们的牙买加同类：他们都是被境遇所迫，冒很大的风险，希望能有高回报的人。牙买加白人也认为自己是某种流亡者，是短期居留而非长期定居。“来到这个岛上的欧洲人很少会想在这里终老。”牙买加种植园主和历史学家布莱恩·爱德华兹（BryanEdwards）如是说。“他们的目标一般都是获得一笔财富，以便在自己的祖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然而这座岛屿的优势恰恰成了效忠派难民的劣势，他们横竖已经被“自己的祖国”关在了门外，这也突出表明他们来这个地方定居的所谓自由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作出的。与英属北美或巴哈马不同，这里根本没有可供分赠的土地。在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艰难维持的效忠派把自己的奴隶派去劳动。此外虽然他们的到来已经大大增加了岛上的白人人口（或许增加了六分之一之多），足以从牙买加当局那里赢得特殊的待遇，但他们也收获了当地白人对这些外来竞争对手的敌对目光。就这样，牙买加的效忠派难民来到了一个充满对立和极端的岛屿。牙买加度过了战争的危机，蔗糖产量不断上升，经济正在多元化；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难民们重建生活的完美之所，然而与美国的贸易禁令却让牙买加人感到震惊和愤怒。供应短缺加上严重干旱，导致了一场大饥荒，据说至少造成了0名奴隶死亡。不妨把这看成是大自然本身对牙买加的报复。在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呼啸的飓风像掠过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扫过庄稼和房屋，让最繁茂的景观“一眼望去尽是萧条”。赤裸裸地暴露出即便有最多的财富，也是多么不堪一击。不管你如何聚焦于财富，仍然无法躲避暴力。它主导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它是机体内部的感染源。它从天堂里面奔涌而出。英国人从美国撤离不到十年后，就把牙买加——以及效忠派难民——变成了另一场革命的战场。效忠派力图在牙买加为自己寻找一个立足之地，却迎面遭遇了理想和现实的脱节，其表现形式如此难以应付，以至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最终不得不再次迁徙。如果说美国革命在年代看起来像是历史学家所谓的民主革命时代的第一章即将在法国和法属圣多明各续写的话，那么牙买加的效忠派就从一个难得的角度洞察到，那场革命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帝国迁徙时代。*在西班牙镇主广场的显眼位置，矗立着一座象征帝国信心的宏大纪念碑。它由一座英雄雕塑、精美的圆顶和两边成排的列柱组成。单是那位英雄人物的凉鞋中张开的巨大脚趾，就传递着一种统帅的威严。他身上的罗马服饰，从短裙到短袍，再到那件扬起的宽大披肩，全都突出了他身形的伟岸。他的左手扶在剑和护盾上，右手紧握着一支指挥杖，坚定地指向前方。没有多少游客能够理解雕像底座上镌刻的那几句不怎么优美的拉丁文——致海军上将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爵士，他使牙买加重获安宁，让英国恢复了和平——然而这座纪念碑的主旨却一目了然。整套辉煌的建筑物统称“罗德尼纪念碑”，是美国革命历史遗迹中的一个反常事物：它是为了纪念英国在那场战争中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利。没有什么比它能更明确地说明美国革命之于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它之于十三殖民地是多么不同，以及由此延伸，在他们的牙买加接待方看来，效忠派难民的面目又是多么古怪。北美的英属十三殖民地在年造反了，但英国在整个美洲的另外13个殖民地却没有，它们分别位于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南方和北方。没有哪个地方比西印度群岛更加坚定地效忠，其中最大的岛屿就是牙买加。虽说牙买加从与十三殖民地的贸易中获得粮食和木材，但跟该岛高度依赖保护主义的英国蔗糖市场相比，这实在不算什么。（牙买加人尤其痛恨美国走私者规避英国关税，从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口更便宜的糖蜜。）从经济上来说，加入美国革命的阵营不会给它带来任何好处。从战略上来说，它还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美国殖民者不满英国军队驻扎在自己的土地上，牙买加人则不然，他们举双手欢迎英国驻军保护他们，免得自己的奴隶群起而攻之。塔奇起义的记忆尚且清晰，不祥的年7月又发生了一场奴隶密谋起义，凸显出牙买加人根本离不开英国军队。虽有传言说这次发生在牙买加西部的密谋行动是由美国爱国者们怂恿的，事实上却主要与该岛半数士兵都已被调往北美有关。军事戒严和司空见惯的野蛮刑罚成功地镇压了密谋中的起义，但年，当牙买加人眼见着一场大规模奴隶叛乱在附近的法属圣多明各爆发时，想起这次事件，他们仍心有余悸。对严重依赖英国的少数白人来说，反帝革命，特别是当革命还是由奴隶发起时，简直就是他们的噩梦到来。牙买加还需要英国保护它免受战争引发的外部危险。～年冬，当刚刚在约克敦凯旋的法国舰队驶出切萨皮克进入加勒比海时，这些危险眼看着就朝岛上逼近了。看似锐不可当的法军很快便逐一占领了英国殖民地圣基茨岛、尼维斯岛（Nevis）和蒙特塞拉特岛（Montserrat），视线中可见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牙买加了。牙买加足智多谋的总督阿奇博尔德·坎贝尔（他在成功指挥了萨凡纳的战斗之后担任了该职位）赶忙制定守岛战略，号召所有的白人、自由黑人和少数“值得信任的奴隶”支持英国军队。牙买加的克利奥尔人一想到即将发生的入侵就浑身战栗：谣传法国人带着“副手铐和脚镣”来抓他们的奴隶了。幸运的是，罗德尼上将指挥下的王家海军在其后追击。4月的一天清晨，一支卓越的英国部队在多米尼克与瓜德罗普（Guadeloupe）之间一个名为“桑特海峡（Saintes）”的地方赶上了法军。罗德尼勇敢地切断了法国船队的后退路线，获得了一次决定性胜利，活捉法国海军上将德·格拉塞（deGrasse）本人。罗德尼挽救了帝国最富裕的岛屿，让英国在和谈中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筹码。认识到桑特海峡之战（它后来的叫法）的历史意义后，牙买加议会投票决定支出英镑，从伦敦请来最好的雕塑师立一座雕像。然而和所有这类纪念碑一样，罗德尼纪念碑也是个壮观的空架子。原因之一就是，战争开始时，这位海军上将赌债高筑，正无耻地在法国躲避债主呢。年他占领了荷属圣尤斯特歇斯岛（St.Eustatius）之后，立刻贪婪地上岛豪抢一番，激起了大西洋两岸的抗议之声和昂贵的官司。更严重的是，罗德尼因为忙于洗劫圣尤斯特歇斯岛，没有在法国舰队前往约克敦的路上把它截住。桑特海峡之战总算在他此前屡犯错误之后给他挽回了一点儿名声。如此一来，罗德尼这位因过失而导致英国失去美国的无赖，反而成了挽救牙买加的英雄。既然牙买加是英国利润最丰厚的殖民地，加勒比是它最宝贵的帝国区域，那么从整个大英帝国的角度来看，这场会战自然意义非凡。因此，当桑特海峡之战胜利四个月后，来自萨凡纳的撤离舰队登陆罗亚尔港时，它把一群因失败而憔悴的脸孔突然带到了一个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岛屿面前。（至少有一家牙买加报纸向读者隐瞒了这实际上是一支撤离舰队，也就是标志着英国在十三殖民地的统治即将结束的事实。）其后六个月，来自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船只又带来数千名晕头转向的难民和奴隶，他们散落在金斯敦和附近的首都西班牙镇的街道上，狼狈落魄，乃至不名一文。金斯敦有大约00名居民，是英属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美洲英语区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纽约和费城。它有着一座殖民地大都会的宏伟城市规划和傲人建筑，在等级上高出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更不要说拿骚和哈利法克斯了：设备完善的兵营和宽阔敞亮的街道，一座配有管风琴和钟塔的庄严教堂，一所免费学校，还有一座漂亮的犹太会堂——西班牙镇也有一座。城市宽阔的街道两旁林立着两层或三层的砖房，还特地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设计了游廊和露台。“最讲究的美食家”也会看到，金斯敦物品丰富的市场上食品应有尽有。该市有拉内拉赫（Ranelagh）和沃斯荷（Vauxhall）这两家最奢华的客栈，出席在那里举办的音乐会或舞会，几乎就像置身那两家同名的伦敦游乐园里，心旷神怡。就连县监狱也与众不同：它曾经属于一位数学家，此人在家里设置了一座天文台，“它被转变为不幸之人的监禁之处，不用说……那些人除了仰望星空之外，就其他什么享乐也没有了”。在这样繁荣的城市景观中，难民们的出现的确骇人。当地人说，“整个城市到处都能见到这些可怜又非同寻常的不幸和惨痛之相”。因为现存的记录极少，无法推测出有多少新来者到达时不名一文，但从萨凡纳和查尔斯顿两地人口的迁徙规律来看，较为富裕的效忠派都选择去东佛罗里达了，据此似乎可以合理地猜测，很大一部分来到牙买加的白人相对较穷。由于个白人难民中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金斯敦，教区当局便成了救济的最前线。数十个效忠派被收入济贫所，还有很多人收到了特别津贴。看到如此可怜的景象而于心不忍的金斯敦居民开始募捐，为难民筹到了英镑出头的善款。另一位见证者威廉·亨利（WilliamHenry）王子在海军服役时路过牙买加，触目惊心地看到那么多人衣衫褴褛地从撤离舰队上下来，便自己付出了“一笔丰厚的金额”，用来“救济那些来自南卡罗来纳的难民”。他的王室典范启动了相关的立法行动。年2月（就是议会委托建造罗德尼纪念碑的那一周），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对国王陛下的北美臣民中因忠诚之动机而已经或即将被迫放弃或抛弃他们在那片国土上的财产，到本岛避难且打算长期定居之人，在限定时间内免除其所有税负》。这最后一个限定语，“打算长期定居”，值得特别注意。英国官员长期为如何保持牙买加的白人人口而头痛不已，因为疾病和缺席，白人人口总是不够。各类追索差额法律强行规定，种植园主必须在地产上留下最低数目的白人，结果往好了说也是差强人意。如此一来，效忠派难民看起来就成了长期居民的绝佳人选，问题是如何让他们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亚历山大·艾克曼印刷了份该法案，它很快就在难民社会被四处传看。作为缩微版本的效忠派赔偿委员会，难民们提起索赔，证明自己的忠诚、损失和定居意愿。成功的索赔人收到了证明其免税身份的证书。这些文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宝贵的窗口，得以窥见牙买加效忠派难民的构成。（至少有份证书留存至今，不过其中51份都属于该法案涉及的另一类索赔者：被从洪都拉斯湾和蚊子海岸这两个英国岗哨中驱逐的殖民者。）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显示了难民的地理和社会多样性。有些移民是年最初从波士顿撤离的，例如威廉·帕克（WilliamParker）这种“从婴孩时期便作为英王陛下的忠实臣民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人”。还有像罗伯特·斯图尔特这样的纽约人，他是一位效忠派老兵，“在纽约撤离之后，就无法留在当地了”。还有伊斯雷尔·门德斯（IsraelMendes）和他的八口之家，他们加入了金斯敦的一个犹太人社区，其繁荣程度一点儿也不次于他离开的纽约殖民地的那个社区。来自费城的本杰明·戴维斯（BenjaminDavis）是“所谓贵格派教徒中的一员”。先是为了躲避宾夕法尼亚的迫害逃到了查尔斯顿，又从那里乘船来到牙买加。两位来自西佛罗里达的索赔者曾在彭萨科拉被占之后，被关在哈瓦那的监狱里。然而有三分之二的证书属于来自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效忠派难民，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份更重要的记录，事关涌入牙买加的难民中更大却寂寂无名的组成部分：效忠派名下的奴隶。乔治·利勒的保护人摩西·柯克兰登陆牙买加时携带着41个奴隶，希望能像过去在北美时那样，让他们在靛青种植园中劳动。一位被剥夺财产的效忠派的遗孀海伦·麦金农（HelenMcKinnon），也设法从丈夫被没收的财产中带出了41个奴隶，而（威廉的母亲）苏珊娜·威利（SusannahWylly）带来了37个，“这是她本人和孩子们［都是英国臣民］名下奴隶的一部分……他们都在金斯敦和县里受雇，打打零工”。好几位索赔者不光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奴隶，还有同伴们委托他们带来的。除了自己的89个奴隶之外，来自奥古斯塔的塞缪尔·道格拉斯（SamuelDouglas）还携带着个奴隶，为一对伦敦商人所有，“所有这些奴隶，加起来总共人，一度都曾受雇于公共建设”。同样来自奥古斯塔的威廉·特尔费尔（WilliamTelfair）带来了他自己和妻子名下的66个奴隶，还带着南卡罗来纳人威廉·布尔（WilliamBull）名下的人，后者已经在牙买加拥有土地了。名单上还有一位最大的奴隶贩卖商纳撒尼尔·霍尔。他到达时自己名下有56个奴隶，还带着帝国官员威廉·诺克斯名下的个奴隶，佐治亚总督詹姆斯·怀特爵士（SirJamesWright）名下的个奴隶，以及其他人名下的37个奴隶——“所有这些黑人总共有人，自到达之后便在东部的圣托马斯（St.Thos.）受雇。”全部加起来，来自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81个索赔人带着个奴隶来到了牙买加，白人和黑人的比例达到了1∶16，甚至高于牙买加人的平均水平。虽然如此强烈地向富裕的南方奴隶主倾斜，但这些证书还是变成了对不幸遭遇的古怪记录。一方面，所有这些证据都记录了实实在在的损失，以及身为难民的真正问题和匮乏，不管他们抛于身后的是数千英亩土地还是最破旧的房子。另一方面，那些损失财产金额最多的人往往保留下来的也最多，他们保留的是动产——奴隶。以18世纪的任何标准来看，拥有几十个奴隶都能让他们衣食无忧。他们成功地申请免税（和效忠派赔偿委员会作出最充分赔偿的那些案件一样）似乎证明了那句格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他们真的是急需政府救济的饥饿难民吗？牙买加的克利奥尔人可没有不声不响地任由这样的反常之事发生。免税措施导致金斯敦教区的收入下降了，尽管效忠派的涌入导致其人口大幅上升，但结果仍是如此。没过多久，教区就开始入不敷出了。年秋，恼火的教堂祭衣室成员们怂恿教堂管理员把“这些人运出岛去，他们正想要走，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负担”。运费由教区来出；出钱让他们离开可比出钱让他们留下便宜。祭衣室随后便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慷慨陈词的请愿书。他们赞扬免税法律的“崇高动机”。但他们注意到有70个“显然非常富裕”的难民住在“漂亮的”房子里，享受着“城里某些最好的条件”，却被免除了税负，而负债累累的教区已经支出了逾0英镑用于救济，济贫所已经人满为患了。一年后，祭衣室以更强烈的语气重复了这个请求。法律的本意是“安慰穷人，或者那些被剥夺了所有财产之人”，他们写道；但成功地申请到免税优惠的人却“受雇于利润最丰厚的部门”。［他们是］“身份不明的巡游者和不稳定的逃亡者，不应因国家的慷慨宽宏，或因貌似效忠派或身处困境的难民而被免除［税负］”。议会最终没有满足金斯敦祭衣室的要求，很可能是因为它手头有一堆其他请愿书要应付，要尽全力解决战前的经济波动。随着十三殖民地的丧失，牙买加对大英帝国的经济价值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与此同时，美国的独立对牙买加产生了糟糕的影响，英国政府严令禁止与美利坚合众国做贸易。此举导致基本物资的供应量下降，物价上涨。蔗糖市场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出口增加了，价格却呈现下降趋势，而战时的高关税仍然适用，令人沮丧。回头来看，许多人会指出，美国革命的爆发标志着西印度群岛作为大英帝国焦点的地位开始衰落。很快，牙买加议会就向国王直接递交了自己的请愿书，申请减税和更自由的贸易。要应付商业管制、战争债务、供应短缺和飓风本就已经很难了，北美难民又增加了一个财务负担。他们问道，“现在真的适合”鼓励效忠派在牙买加殖民，“塑造一种新的迁徙和冒险的精神”吗？虽然牙买加难民的数量还不足以让他们像英属北美和巴哈马群岛的情况那样渗入政治生活，但效忠派难民也同样在牙买加政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战后的帝国世界风云变幻，牙买加的地位也不同以往，当地社会正在艰难地适应这一点，而作为牙买加战后不幸遭遇的焦点，效忠派难民逐渐成为战后牙买加社会一切困境的化身。一直以来，难民们始终都在为自己和名下的奴隶争取机会。有些北美人很难适应热带环境。一位南卡罗来纳人带来14个奴隶，本打算在这里建起一个种植园，然而他已经62岁了，又“体态肥胖（重达磅），非常笨拙和懒散”，根本“无法工作”。与其他各处为效忠派制定的规定一样，白厅命令坎贝尔总督将未曾分发的土地分给效忠派。难处在于，这里根本没有土地了。年4月，为查尔斯顿难民提供的三个月的粮食配给即将告罄时，就连拥有很多奴隶的效忠派也还没有想出办法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那个季节的天气“反常地格外干燥”，他们抱怨道，他们的奴隶病倒了，但无论如何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地块可以雇用他们［奴隶］”。虽然他们尽力把奴隶外租出去挣钱，有些被租给了私人种植园，有些被公共工程项目雇用了，但这也非易事，因为“和平的回归大大降低了对黑人劳动力的需求”。纳撒尼尔·霍尔，就是带了多个奴隶来到牙买加的那位，起初在这方面还算幸运。他与位高权重的种植园主西蒙·泰勒（SimonTaylor）有些私交，后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牙买加乃至整个大英帝国最富有的人。因为两人共同的朋友们“强烈”推荐霍尔，泰勒报告说，“我把他的黑人分派给了朋友们，可以在那里养活他们”。但泰勒对结果非常失望。他认为美国奴隶根本无法从事牙买加种植园上需要的那种劳动。“说到美国黑人，”他对一位朋友建议说：我建议你别在任何事情上跟他们打交道。我从没有见过一群被带到这个岛上的人表现满意的。他们就是一群安哥拉和蒙蒂戈黑人，懒得无法养活自己，一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么就是听天由命，干脆吃土，饿死拉倒。他认为，甘蔗需要更强壮、更能吃苦耐劳的人；“习惯了”牙买加工作环境对体力的考验的奴隶，不是来自安哥拉和塞拉利昂，而是（这里倒是承认了黑人牙买加人口的种族差异）来自黄金海岸和比夫拉湾（BightofBiafra），那两个地方是运往牙买加的奴隶的主要补给站。霍尔本人不久也对那些奴隶的主人之一威廉·诺克斯抱怨说，他无法为他们在牙买加找到足够的工作了。诺克斯发现自己小心运出的人类财产越来越成为一种“累赘之物”，便安排通过霍尔把大部分人送回美国卖掉。要考察效忠派难民在牙买加的际遇已非易事，描述效忠派名下之奴隶的迁徙轨迹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这个例子表明，其中有些人的命运至少跟留在牙买加一样糟糕：他们再次被运出，经受了这一过程对身心造成的残酷伤害，开启了一个始终不断的迁徙过程的又一个阶段。就算是对效忠派带来的奴隶而言，牙买加也是个靠不住的定居地。与此同时，那些没地没产的白人难民在做什么呢？他们来到了大英帝国利润最丰厚的殖民地。然而就连最富裕的人也未能挤入一个已经人满为患的种植园社会，最穷苦的人还在依赖来自教区的救济呢。正是在那时，他们开始听说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可能性。在黑河（BlackRiver）沿岸的圣伊丽莎白（St.Elizabeth）的西部教区，传说有一片无人认领的王室领土，总面积有两万英亩，甚至更大。据说那里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甘蔗，或许还可以种植许多效忠派战前曾在南卡罗来纳种植的靛青。唯一的问题是，目前那里是一片水淹的沼泽地。“如果可以把水排干，”种植园主爱德华·朗（EdwardLong）在年乐观地提议道，圣伊丽莎白的沼泽便“可以垦殖成很多大型种植园。迄今还没有人做过这类尝试……但对那些有着毅力、能力和耐心进行这一实验的人来说，它有可能为土地所有者产生非常丰厚的回报”。在牙买加那些无依无靠的难民看来，这样的实验很值得一试。在坎贝尔总督的支持下，一个齐心协力排干圣伊丽莎白沼泽地，把它分给住在牙买加效忠派的项目开始了。红树林丛把黑河及其支流堵塞成了一片无法进入的根茎迷宫，一张水和树木缠绕交错的网络。只需停留片刻，昆虫就会在你的头顶飞成一道旋风，在你的耳边轰鸣，咬破你的手指和手腕。鳄鱼在污浊的水沟里潜伏。这些背部隆起的棕色动物看起来像浮在水面的树枝一样无害，突然一下便会从水中蹿出，力道大得足以把一个小孩子撕成两半。这就是工程师帕特里克·格兰特（PatrickGrant）在年底进入的怪异的沼泽世界，他带着一队奴隶和自己的测绘工具，奉总督之命，把那片沼泽地绘制成地块，分给效忠派难民。这位测绘员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执行任务，在沼泽地中扑哧扑哧地艰难行走，画出测绘线，尽最大可能无视周围地主的抱怨，后者时不时地利用这里的干地块放牧牛群。年秋，格兰特终于摇摇晃晃地回到西班牙镇，筋疲力尽但心满意足。他把一份来之不易的地图（40英亩）摆在议会面前，那些土地被分成了个地块，还提交了一份英镑的账单，那是他为自己的辛苦工作索要的报酬。效忠派难民纷纷签字申领圣伊丽莎白的地块，急切等待着议会给他们签发土地专属证明——他们以为剩下的不过是例行公事了。然而议会却出现了一个突发问题：他们认为格兰特索要的工作报酬太高了。他们决定对他的行为启动调查，并进而调查由现已离职的坎贝尔总督启动的这一定居计划是否合法。一个议会委员会在调查圣伊丽莎白的议员时，问他是否认为“水道中［有足够的］干地面积……可以分成个宽裕的拓殖地块？”他不这么认为。“那么在你看来，”他们继续问，“除了鱼、青蛙、木头和两栖动物外，还有任何生物可以在这片区域生存吗？”他认为没有。“你觉得这一地区……可以被排干，以便用于人类居住生活吗？”他不以为然。他说，即使有人免费给他这块地，他也不会要。随着议会休会，调查悬置了整整一年。到议会年下半年重启调查时，效忠派已经等得不耐烦，越来越紧张不安了。不出所料，摩西·柯克兰、纳撒尼尔·霍尔及其妻等牙买加某些最大的难民奴隶主都支持该计划，纷纷幻想着自己的劳动力问题能够在那片黑暗的沼泽地中得到最理想的解决。对他们来说，没有土地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是财产的损失。一位名叫罗伯特·弗罗格（RobertFrogg）的地位较低的南卡罗来纳裁缝和其他几位效忠派一起，不管不顾地搬到圣伊丽莎白去抢地。可怜的弗罗格开始排干沼泽地的努力促使当地的一位居民打趣道：“那里的土地这般贫弱，连一只青蛙都无法生存。”这类报道再次印证了议会对该计划的悲观态度。年底，也就是格兰特开始测绘的两年后，议会裁决：“为来自美国的难民规划的……沼泽地无法进行排水开垦，这样做投入费用太高，但很有可能永远无法排干。”它拒绝签发土地所有证，牙买加唯一一个官方支持的效忠派分地计划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虽有人拿“青蛙”的双关语打趣，但好像没有谁曾经对“沼泽”一词的双重含义（沼泽/困境）开过玩笑。对与此事有关的效忠派而言，这里的隐喻意味简直让人难以承受。这一事件最简洁生动地概括了效忠派在牙买加的待遇与他们在英属美洲其他各处所受待遇之间的强烈反差。在巴哈马地区和英属北美，分地是英国政府为效忠派提供补偿的核心。在牙买加，唯一一次提供土地的努力却以闹剧开始，以悲剧结束。加上金斯敦教区祭衣室的抱怨，议会拒绝继续分地一事再次证明了牙买加人对美国难民悲惨境遇的冷漠态度。尤其讽刺的是，这片植根于奴隶制度的富裕国土居然让难民中最大的奴隶主也难圆其梦，他们可正是被这里传说中的财富吸引，才迁居该岛的。因为无法获得土地，又不能以有利的价格把自己的奴隶外租出去，美国种植园主们适应牙买加生活要比亚历山大·艾克曼和威廉·约翰斯顿这类专业人员困难得多，后者起码还可以找到工作。（同样，虽然我们始终无法根据职业和社会地位对难民进行分类，但没有看到其他明显的类似成功案例，表明这些案例仍属极少数。）关于牙买加的诸项条件令人失望的消息很快便传回了大陆，东佛罗里达撤离船队又折返回来，就已足够说明问题。只有个白人是从圣奥古斯丁出发前往牙买加的，其中很多人还只是将该岛作为中转站，准备继续前往南美洲北岸，这与数千名从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涌来的难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们看来，既然已知牙买加那里缺少机会，而中美洲还有很多未知的可能性，似乎总好过牙买加。最终，更多的佛罗里达难民决定前往多米尼克这座小岛，而不是英国在加勒比海上的明珠，因为那里的总督承诺分给他们土地。虽然那里的土地“非常糟糕，基本上都在山顶，有些则无法开垦”，但至少它们都在出让——而山顶当然比沼泽强。*黄昏，大自然昼夜交替之时，热带地区一片喧嚣，震耳欲聋。鸣禽走兽，还有聒噪的昆虫发出有节奏的渐强音；蝙蝠在暮色中翻飞躲闪；四脚黏糊糊的壁虎在墙上疾跑；秃鹫俯冲入林，弓起满是羽毛的双肩入睡；在潮湿的空气中，蚊子越来越密集，像升起的水雾。它们一齐飞向温热的躯体，仿佛有某种深刻的智慧引领它们的尖嘴刺向血液。一不小心，你回到室内，就会发现裸露在外的每一片皮肤上都布满了咬伤。蚊子是害虫，但那时还没有人知道它们也是杀手：致命的黄热病和疟疾病毒的携带者。单是凶险的小型埃及伊蚊，因为能把黄热病毒注入人体的血液中，在18世纪的加勒比地区造成的白人死亡人数就超过了其他任何单个病因。天花、登革热、雅司病、钩虫病、痢疾、破伤风：所有这些让牙买加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但在刚刚开始执业的威廉·约翰斯顿医生看来，也正是这些让它变成了机会的灯塔。他是满怀着事业发展的希望来到牙买加的，这合情合理。他享受着总督的巨大恩顾；他持有来自爱丁堡的骄人资质，那是英国世界中最好的医学院；当他的同胞们发现牙买加没有多少地方容纳更多的种植园主时，上帝知道牙买加需要医生，多多益善。总督慷慨地“让他挂名在某个政府机关”——有了这一闲职，约翰斯顿每周能收到20先令的薪水，外加为他的家人提供的丰厚补贴。不久，他接受了牙买加政务委员会成员詹姆斯·怀尔德曼（JamesWildman）的邀请，在怀尔德曼位于里瓜纳（Liguana）的地产上行医执业。［怀尔德曼是个很有影响的恩主，只是品性多少有些可疑：身为牙买加最富有的缺席业主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Beckford）的律师，他和弟弟很快就靠佣金敛得大笔财富，并说服贝克福德直接给了他们一片很大的种植园——据说他们简直是巧取豪夺。］约翰斯顿崛起的势头很猛，大概也引发了牙买加一位资深医生的牢骚，说“这个国家来了大量行医人员，他们要么是难民，要么在那个地方丢了工作，岛上的医生简直人满为患了，以至于几乎每个小庄园都有自己的医生”。各种疾病对黑人和白人的影响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黑人对黄热病和疟疾的免疫力比白人强），但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自由人还是奴隶，没有谁能够躲过牙买加无处不在的死亡，企图欺骗死神的医生更是如此。到年代，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死亡率高得吓人，已经变成了英国废奴运动者的一项控罪证据，他们以奴隶死亡率持续超过出生率这一事实为由，坚称奴隶制需要改善乃至彻底废除。作为回应，种植园主们也越来越关心降低奴隶死亡率的问题了。现存的记录表明，在任何特定时间段，一个蔗糖种植园上都有半数奴隶会受伤或染病。约翰斯顿的任务可能包括定期前往一个雇有医院，在那里治疗和诊断病患的奴隶。他或许还要接种天花疫苗，该做法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在牙买加的大小种植园中实施。他的另一项任务大概是应牙买加年合并奴隶法的要求，填写一份关于奴隶死亡原因的年度报告——那是一份凄凉的记录，讲述了人类如何与自然合谋，让一代又一代奴隶过早地夭亡。约翰斯顿也继续给白人治病。年，一场蔓延整个美洲的黄热病瘟疫变成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大机遇，他在金斯敦的商人病患请他到他们驶入海港的船上为虚弱的水手们看病。黄热病会引发内出血和黄疸，最初的症状是头疼，继而发烧、恶心和呕吐。当呕吐物变成黑色并带有血颗粒时，病程基本上就结束了：病患通常会在几天内死亡。约翰斯顿医生避免使用其他医生为病人指定的放血疗法；但他也给一个又一个病人服用甘汞，那是一种被用作泻药的汞溶剂，因此他的治疗方案一定也是药效与副作用并存。“有时一天会有17个葬礼，甚至更多。”伊丽莎白·约翰斯顿难过地回忆道。在他们位于金斯敦城外不远的哈夫韦树（Halfwaytree）的家中，她有一大群在牙买加出生的小孩子要操心：在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到达牙买加整整一年后的年出生的伊丽莎；年出生的拉莱亚·佩顿；然后还有约翰（）、简·法利（）和詹姆斯·怀尔德曼（）。约翰斯顿暗自庆幸家人没有一个染上黄热病。但他们对岛上各种疾病的抵抗并没能持续多久。到年底，约翰斯顿夫妇最小的女儿简就死于猩红热，年仅2岁。人无法避免死亡，但可以试着平静地接受死亡。仿佛是为了替代死去的孩子，约翰斯顿夫妇给他们出生于年的新生儿也取名简·法利。夫妇俩不愿再拿这个孩子冒险了，由于威廉总能接触到天花病毒，他便安排给这个女婴接种疫苗。虽然到那时，这个手术在牙买加已经非常广泛了（在英国也一样），但还是有危险存在，有些病人不但没能产生抵御受控感染的抗体，反而染上了致命的天花。父母焦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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