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族GQ》杂志年7月刊

编者的话：大概2个月前，和我一起做专题的实习生于子哭腔着打来詹叔死了，他的家人希望要几本杂志，因为全巴厘岛认识詹叔的人都知道，那是詹叔留下的唯一一次生活写照。恍惚想起那次采访，已经过去三年了。现在很多“成功”都像个笑话，GQ更关心”成功”之外的人生轨迹和可能，三年前前往几个东南亚海岛，找到几个逃离常规生活，跑到海岛重新建立自己生活的人。其中詹叔就是个传奇：国民党高官后代，去美国做地产成为富豪，50岁突然扔下一切转身去到海岛，以半百高龄“泡遍海岛名妞”，整日与冲浪为伴儿……，当时已经70来岁，他拖着一人多高的冲浪板，我和摄影师在海浪中帮他拍下最后的肖像，他神采奕奕，身板硬朗。我完全被他迷住了，当时就想，这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孙赛赛）

《海岛人生》

编辑：孙赛赛、艾辉

编辑助理：于子摄影：ZilichLeez

撰文：林冲插图：陈丽婷

GQ记者本期赴巴厘岛、普吉岛，采访了8位从全球各大都市来海岛生活的男人，他们讲述了自己为什么来到岛上，以及他们在岛上得到了什么。海岛上的人生并没有想像中那么超然和独立，尤其是像普吉岛和巴厘岛这样的国际化旅游胜地，海岛上每个外来人都带着大陆的记忆烙印。但同时，这些人又确实在岛上找到了各自的新生活。我们并没有致力于去比较各种生活方式的孰高孰低，更愿意做的，是尝试去倾听和理解每一个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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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子詹叔

“我来巴厘岛20年就没正经做过事。”

詹叔（原名张镇南，英文名James，朋友们都叫他詹叔）今年70岁，来巴厘岛整整20年，也可以说是玩了整整20年。来巴厘岛之前，他是美国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在做地产公司之前，他是美国通用电气的高级职工。

詹叔的外公是同盟会成员，孙中山先生的战友。母亲是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女学生，戴笠的门生。年，詹叔出生在重庆，5岁时“抗战”胜利，随父母来到上海。明星胡蝶、红歌星周璇、白光都是母亲的朋友，也经常是他们家的座上宾，胡蝶的儿子后来还娶了詹叔的表妹，定居加拿大。8岁时詹叔随家人移居香港。18岁随全家移民美国。据詹叔说，他的弟弟曾经跟李小龙一起练过拳。李小龙的妻子琳达、儿子李国豪有一段时间也经常来他们家做客。

詹叔在兄弟中排行老二。他哥哥为人持重，现供职美国外交部；弟弟聪明上进，曾作为美国麦道公司的代表在上海参与航空制造项目。唯有詹叔，从小就个性叛逆，不肯被繁文缛节所束缚。

可他的母亲偏偏非常强势，迫使他读了电子专业。毕业后，他进入了通用电气，从事核能、计算机等领域的工作。“当时我并不开心，就不爱上班。我的一个主管很古怪，每天早上一定要围绕办公室跑一圈看谁没有准时上班，我就跟他赌气，一定要迟到。”数年后，即便业务能力突出，詹叔还是选择离开通用，自己开公司进入地产业，很快就赚了大钱。

“当时我是最风光的，很有钱，女朋友是北欧血统的模特，是朋友圈里最正点的。我们每天参加派对，打高尔夫，走到哪里都是被羡慕的眼光，可是慢慢地我就觉得很没有意思，因为没有什么是我想要的，我也想不出自己还需要什么。”他在30多岁的时候，一度想过自杀，“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出来，我只觉得人活着没有意思。自杀的念头不是这一次，在我50多岁的时候也有过一次，把枪都放到嘴里了，后来就想到我一走，家人怎么办？还有一些责任要去承担，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詹叔在总结当时的心境时说，所谓水满则溢，做人做得太满了，什么都拥有了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人生从此没有惊喜，当然也就失去了动力。他有一个朋友，非常成功的医生，医院，太太很美，子女都很棒，就在他50岁生日宴会时，只有詹叔看出医生的不对劲，他对朋友说，不好了，要出事了。果然没多久，医生选择了自杀。旁人都表示不解，只有詹叔心有戚戚焉。

年，詹叔的地产公司因金融危机而宣告破产，此时他已经50岁。他回到台湾，与母亲待了一年，每天就是看书，“什么书都抓来看，根本不挑，也没想去找什么人生答案，就是看看看。”终于憋得无聊，决定来巴厘岛旅游，没想到促成了自己后半段人生的大逆转。

初到巴厘岛，詹叔的印象并不好，有的出租车司机会乱报价，四周环境并不理想，很多地方都没有开发，还比较乱。来后第三天，詹叔打算回家，临行前在海滩边闲逛，碰到一个英国小伙子抱着一块冲浪板，那人说钱包被偷了，需要钱买一张回国的机票，于是就想到卖掉冲浪板，只要75美金。说来也巧，詹叔翻了翻荷包不多不少只有75美金，于是他就买下冲浪板，跑到水里玩了起来。没想到的是，之前毫无经验的詹叔居然在板上站起来了，一下子玩性大发，不管不顾地留在了巴厘岛，每天都来海滩玩儿，这么住了一百多天酒店才开始觉得贵，租了个小房子住下来。

詹叔说，“我来巴厘岛整整20年就没有正经做过事，几乎就是玩过来的。”虽然一度也买卖过冲浪板，偶尔为做生意的朋友做下中介，但都是玩票性质。刚来岛上时，主要靠以前做生意时留下的积蓄，还有后来通用电气发放的退休金。母亲去世后，名下还有些遗产，都交给兄弟去打理了。现在的状态是生活无忧，但却没有任何野心去筹谋进项。

我们在巴厘岛的几天里，詹叔一直陪着我们。有一天，他13岁的女儿Jessica坐在蓝色的本田车后座，用流利的美式英文跟开车的父亲争吵。她说：“我就是爱那些派对，我就是爱疯狂的东西，我爱时尚。”詹叔对她说，你不知道这背后有多么糟糕。

拥有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双重国籍的Jessica，代表着巴厘岛最潮的年轻人，衣食无忧，学业压力也不大，对国际潮流一点儿都不陌生。可能因为是混血的缘故，Jessica外貌相当出众，一度梦想成为超模。詹叔很早就直接跟她说，我不允许你去做超模，这个圈子很脏，我宁愿你去做高级交际花。

詹叔说自己对演艺圈的坏印象很早就有了。童年在上海时，被誉为上海滩“华伦天奴”的白云曾经抱着詹叔，经常跟他讲做演员有多苦，每天都得参加达官贵人的饭局宴会，为他们助兴，还不敢不去，实在得罪不起。年，白云贫困交加，选择自杀，时年64岁。

不过Jessica远比我们想像的早熟。4岁时，她就说过，我再也不要为妈妈流泪了，她是个坏妈妈……她甚至知道父亲有两个私生女，她说：“我会替你保密的，你也不要告诉我妈妈。”詹叔长叹一口气说，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他甚至判断Jessica长大后一定不得了，人生一定非常非常精彩，比她老爸还能折腾。

在美国时，詹叔曾经是一身风流债。据他说自己在费城爱上一个意大利黑手党老大的千金，可是该女子怕拖累詹叔被黑手党追杀，而不愿意跟他私奔。数年后，詹叔看到电视新闻报道一个专门保护被迫害妓女的女人，看画面就认定是她。“我23岁之前守身如玉，然后破身后就有很多lovestory，现在想想都觉得很荒唐。”

来到巴厘岛第一年，詹叔说自己不跟女孩子约会，第二年开始跟外国女孩子约会，第三年跟本地女孩子约会，于是就碰到Jessica的妈妈。“我喝醉了酒，让她怀孕了，就只好结婚。”结婚后，他才感觉到跟Jessica的妈妈有很多分歧，“巴厘人都很随性，比我还没有道理可讲，只要他们认为是对的，就绝对不肯认错，我从来没搞清楚应该怎么跟她沟通。”

Jessica的妈妈生下女儿后，爱上了一个德国学生，闹起了私奔，但没多久就跑回来了，为了女儿，本来个性强硬的詹叔选择留她在家，没想到后来居然发展成“四进四出”。离婚后，她还住在詹叔盖的隔壁房子。更让邻居不解的是，前妻与一个荷兰男人订婚，还是詹叔出钱办的酒席。詹叔对朋友们解释，我把前妻当大女儿看待的。

Jessica是詹叔的小女儿，还有一个二女儿，就是詹叔现在27岁的小女友。詹叔对她说，我们在一起是没有未来的，不可能结婚的，你赶紧找人嫁了吧。“二女儿”要他帮忙找，詹叔说：“我哪里帮你去找啊！”

让詹叔总结自己的人生信条，他想了下就说，此生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没有成就。他说等Jessica中学毕业后，他会带着女儿做背包客走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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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记者BruceStanley

“我是小鸟，普吉岛是鸟窝。”

古董款吊式风扇下，穿着花衬衫的BruceStanley有点像女人一样，轻轻地用小勺搅拌着杯子里的咖啡，但却讲述着自己曾经历过的乌干达暴乱，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因为谁愿意在满眼比基尼的岛上听一些关于战争、流血或者死亡的话题啊！

Bruce可以轻松地告诉你普吉岛哪家酒店最特别，哪里的Spa最舒服，哪家夜店的小妞儿最火辣，但他的记忆远不是一个岛屿能够涵盖的。他的眼中曾看到的不仅仅是仙境的美好，还能看到世界尽头的冷酷。

Bruce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专业，因为他立志要在国际报社或者通讯社工作。19岁，他在《洛杉矶时报》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当时，报社或者通讯社很愿意把年轻的单身记者派往前线，这些年轻人也都很热血，充满理想，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世界很多的“大事情”中。

Bruce的第一个任务是在年，参与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争的报道。这场战争是中美洲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导火索其实是足球，所以大家都叫它足球战争。两国球迷粗鲁地互相叫骂，然后就是动手打架，然后就打仗了。”随后，Bruce去了哥伦比亚做反叛军的相关报道以及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的故事。

从年开始，Bruce辗转于世界“火气最大”的那些地方：在尼日利亚报道内战，在乌干达暴乱中赶上大量印度人被驱逐，于是跟着难民坐船来到印度，很自然地就写了从东巴基斯坦独立到孟加拉国诞生的故事。然后就是在阿富汗写苏联和美国如何抢夺执政权，在伊朗写他们国王的政治内幕故事……

Bruce承认自己当时就是一个热血青年，热爱写政治故事，但也逐渐在战争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这些年的经验让我发现美国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譬如越南战争，后来等我回到北美，就加入了加拿大国籍，并且结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Bruce在成家的最初几年，处在半调整状态，仅仅写了一些加拿大当地政治生活的小文章。但当婚姻结束，孩子也开始独立后，他就像一个复出的老炮，决定继续去世界各地参与国际时局的报道。“那时我不属于任何报社，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旅行目的地。”从那开始，他一直是单身，跟加拿大的孩子联系也并不多，只每年看望一次，不再担负起他们的经济职责。他还说，“我并不想跟他们的母亲见面。”

年，他选择了普吉岛，决定将这个岛屿作为自己长期安置的地点。“我不能永远处在高压状态，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妙，比如美食、泰式按摩、舒服的海滩等等。”但不要就此以为Bruce打算退休了，“我仍然有对去危险或者神秘的地方探险的热忱和兴奋，但我也非常喜欢回到平和的地方，譬如普吉岛，去沉淀我的内心，恢复我的精神和体力。”Bruce说自己是小鸟，普吉岛只是鸟窝，他时不时需要飞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比如今天早上还在普吉岛，中午可能就跑到越南西贡喝茶。

老炮现在有点儿厌倦了激烈的故事，“我现在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以及告诉人们东南亚是多么的美丽。每年我都会去印度一两次，写一些关于瑜伽、冥想的文章，告诉人们该如何寻找幸福感。”在此之前，他曾经写过一些关于外国旅行者和普吉岛当地性工作者纠缠的故事，但他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感。

幸福感是Bruce口中的关键词。

尽管已经多年不再接触战争、死亡和残酷的人性故事，但Bruce的内心却一直在咀嚼这些故事，并希望在思考中获得内心的力量，他说：“我的母亲曾经说过，死神只会在该来的时候来，永远都不会提前。要知道死亡只是新的一段冒险的开始。如果有一天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希望家人和朋友能够记住，我曾经是一个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更加美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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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小开AttilaBorsó

“第一次从水里出来我就决定要做一个潜水员。”

早上7点45分，布达佩斯小伙子Attila从铺在地上的床垫上爬起身来，拨开蚊帐，走出搭在露台上的竹棚屋，跟皮皮岛很多当地人那样，每天都是从海滩开始新的一天，他要上船去带游客浮潜。

Attila在Scool潜水俱乐部工作，这是皮皮岛唯一一家泰国潜水店。Attila和其中两个店员都住在潜水店的露台竹棚里，条件很差，估计暴风雨来时，房间一定都会积满雨水。但Attila并不介意，他甚至很高兴自己住在一个竹子做的盒子里，还有自己的风扇和蚊帐，“这都是非常难得的。”Attila甚至乐观地说，“虽然我比其他任何一家的潜水师都挣得少，但我可是Scool最元老的员工哦！”说这话时，他的表情非常可爱。

33岁的布达佩斯帅哥充满了讨人喜欢的孩子气，让人不忍心去责怪他的贪玩和没心没肺。他自己也承认老板很喜欢他，两者的关系更像父子。Attila几乎快成为这家潜水店的“店草”，不少来皮皮岛游玩的各国女孩子都希望被他牵着手游入海底，这些女孩子来这里就是为了放松，这放松范围宽泛，除了下海，还包括上床。Attila承认如果双方都看对眼儿了，就会去找地方做爱。曾经有一个马来西亚的阔小姐疯狂地追求Attila，甚至提出带他离开海岛去结婚，但Attila拒绝了她。

Attila在普吉岛上有个俄罗斯女伴，“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女朋友”，但目前看来只能定义为比较固定的性伴侣。从皮皮岛到普吉岛往返船费大约为三百元人民币，但是Attila没什么钱，所以只能两周见一次，见面时因为没有车到处溜达，所以只能聊聊天，吃东西，然后做爱。

Attila并不世故或油滑，还是少年的心智，有点像皮皮岛上成年的彼得潘，一个肆意追求自由梦想的孩子。他在家乡的父亲就严肃地警告过这个家里的老大，不准把自己的经历讲给还在读大学的弟弟，“我想父亲是怕弟弟效仿我，也跑了。”

Attila曾经多次叛逃过他的家庭和稳定的生活轨迹。大学毕业后，他进了舅舅开办的家族产业——LAKI工作（当地较大的私人公司），做建筑生意。Attila非常自豪地说自己曾经是建材工业的佼佼者之一，小到祖母的厨房，大到国家戏院，他都有参与，负责当地监工、管理和客服。但问题是他受不了顾客经常性的怨声载道，“他们会找很多理由减少或者不付佣金，即便你知道自己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而且Attila不愿意从家族产业中分红，他想独立出来，尽量避免受益于家族。

有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远洋游轮员工，只要你会英文。Attila兴奋了，他记得自己曾经看过一张幻灯片，俊男美女们端着鸡尾酒，坐在波多黎各海滩上享受阳光，“他们居然在夏天庆祝圣诞节！我想没有人能够抵挡这种诱惑。”

Attila真的来到了加勒比海，在一艘游轮上找到了工作。这艘游轮3条不同路线，每段旅行大概是5到8天，开往各个海岛。Attila像是闯入了狂欢的游乐场，在墨西哥品尝龙舌兰酒庆祝圣诞节，新年又在波多黎各享受朗姆酒，在码头酒吧与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在拿骚，巴哈马群岛的首都，作为唯一的白人“男孩”，他被邀请和大家一起抽雪茄。“这样的生活简直太棒了，我感觉自己陷入了热恋，和这样的生活陷入热恋。”而为了见女友Elizabeth，他每隔四五个月都必须回国，这时他就会很不开心，觉得城市生活一点儿都不可爱，“每个人都脸色暗沉，无趣，在大街上犹如僵尸般行尸走肉，满脸麻木没有笑容……谁愿意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最终，Attila与Elizabeth选择了分手。

年5月，Attila第一次接触潜水，“在水里浮起的感觉就像宇航员一样，头朝下就像只鸟儿一样，鱼儿带着好奇的眼光在你身边游来游去……或者看到一条数米长的梭鱼……这些所见太让人惊讶了，要知道这是在地中海下4、5米深左右待20分钟就能看到的场景！”

“我被自己的所见深深地震惊了，我的人生彻底被颠覆了！第一次从水里出来后就决定要做一个潜水员。”当他回到陆地，像疯了一样跑到当时打工的店里，对老板说，我不想做销售了，我要做一个潜水员！老板劝Attila冷静一些，并且安抚他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去上潜水课。半年后让Attila哭笑不得的是，老板用“英语不好”的理由把他炒掉了。

为了完成课程，他每天早8点到晚7点在潜水店做免费店员，从而交换潜水课程，接着去一家餐厅打工到夜里一两点，从而挣些钱来维持生计，但这些辛苦在他看来都是值得的。“现在我每次潜水的时候，都会觉得平日的那些烦恼都不在了，只有鱼儿、大自然和我，没有堵塞的交通、噪音、熙攘的人群，就像失重状态下的飞翔。”

Attila最近的一次“叛逃”就是在三年前来到皮皮岛，家人觉得这里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但Attila很喜欢这里，并且打算长待下去，他深爱这里的海底世界。“这里的海水有30摄氏度，像水晶一样清澈的海水，有各色美丽的珊瑚，友好的海龟，还有鲨鱼！它们就在你身边游来游去，你可以躺在海底，和它们仅半米远，还有狮子鱼、海蛇、海马等等，简直就和《海底两万里》里面描述的一样！”

Attila说未来是没有办法计划的，经常会发生变化，享受现在的生活就好。他认为自己的选择非常正确，“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冒险，我不希望自己在晚年回顾自己即将结束的人生时，还会突然惊醒，然后懊恼，天啊，我怎么浪费一辈子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Attila现在唯一的想法是，如果能够在45岁拥有自己的潜水店就好了。但是至于怎么去获得，怎么筹备资金，在哪里开店，如何经营……所有这一切，Attila并没有概念，就像他每次做决定的时候，都只是强烈地知道，他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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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工何可

“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能活。”

普吉岛，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没心没肺的地方。海滩或街市，几乎所有人都在微笑或即将展开笑容。但35岁的何可告诉我，来到普吉岛后，他有一次做梦哭醒了，因为他梦见了过世多年的母亲。

13岁，何可的父亲因为医疗事故去世，母亲积劳成疾，因为尿毒症也去世，留下了何可和小他一岁的妹妹。

父亲是马鞍山钢铁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母亲是大学老师，家境还算不错，集团也对何可兄妹诸多照顾，学费全免，逢年过节还有补助。中专毕业后，何可被分到国有厂做管道工，业余时间自读安徽大学专升本，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上进的孩子推开了多米诺骨牌，何可被集团选中送去南京解放军学院培训英文，做了几年翻译后又考上上海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何可希望毕业后能够留在上海成为一个标准的高级白领。但是，研究生毕业时他已经30岁，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何可骨子里遗传自父母的那种文人式的闲散，让他无法适应快节奏的白领生活，他曾经在一家大型外企实习过，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在地铁上，那时他睁开眼睛就会焦虑：又要上班了！他希望能够永远待在校园里。何可的母亲是大学老师，这种对大学校园生活的依恋很可能是种遗传。

何可试过报考复旦博士生，专业课只差几分，还是失败了。此时，一个来普吉岛孔子学院当志愿者的机会让何可动了心，他说是因为异国情调，反正没出过国，正好见识下，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不想离开校园。后来，他成为第一个留在孔子学院教书的志愿者，教中文和社会文化。今年5月，何可实现了职场生涯的一次小飞跃，在宋卡王子普吉分校找到一份教职。何可希望能够融入到当地的社会氛围，并且有所晋升，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或许这份教职是个好机会。

在此之前，何可跟这个海岛的关系并不紧密，身边的朋友主要是孔子学院的学生和前来短暂服务的志愿者。他已经待了三年多，但他没有家，一个人住在学校分配的寝室里。游离成为何可在普吉岛生活的关键词。

三年间，唯一一次让何可与这个岛有密切联系的或许是持续半年多的恋爱。何可与一个当地泰国姑娘拍拖，本来抱着结婚成家的念头，但姑娘却只是想谈恋爱，玩玩而已，再加上不可避免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等差异，最终只能选择分手。分手那几天，何可觉得自己很失败，很郁闷，“甚至感到绝望，晚上睡不着觉，只能打电话给朋友倾诉。”

何可的绝望来自于没有根的漂泊感，妹妹大了，在老家也安家立业，他现在每次回国都是去做亲友的“客人”，上海不是他的家，马鞍山也不是他的家，哪里是他的家？普吉岛吗？“我觉得这里也不是我的家。”

父母过早去世，本来这让何可没有什么家庭的束缚，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生活方式，但人到中年，这种无束缚的失重状态却滋生了不安全感，就像是被抛到海面上的感觉一样。

在海岛上，何可朋友不多，防御心理很强，“我不希望让朋友觉得自己很可怜。如果有朋友提出，要给我钱，帮助我，我一定会拒绝，心里肯定觉得不爽。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能活，不需要。以前更倔，现在好一些了，愿意接受朋友提供的一些职业甚至人生方面的建议，可能年纪大了，成熟一些了。”

一个人在海岛，又是正当壮年的男人，难免有欲望需要发泄，何可承认也曾经接受了性服务，“我是一个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的人，还剩一半。”何可开玩笑说，“这种事儿我不后悔，因为就像吃饭一样，有需要就去做，但是的确没什么意思，还是想成个家吧，就看我去新的大学教书后，人际圈子会不会宽一些，遇到新的人。”

如果不被提示，拍照时的何可并不像一个大学老师，穿着牛仔短裤，吃着菠萝的他倚靠在摩托车旁，反而像香港电影里的“古惑仔”。他的左眼角有很明显的伤疤，反而增添了一股市井的英气，那是他上中专时车祸留下的，当时他很怕眼睛瞎了，这个伤疤也阻止了何可在国内报考空军的念头。“反正我也不靠脸蛋吃饭，我现在还是想考泰国当地的博士学位，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能够在大学校园继续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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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设计师JohnHardy

“一部电影‘毁’了我的生活”

61岁的JohnHardy曾拥有一家珠宝设计公司，但后来他结束了自己的珠宝生意，带着全部资金来到巴厘岛一个名叫SibangKaja的村子，在丛林和泥地上建立起一个“绿色校园”，并且尽量避开所有现代化能够带来的“方便”，他要求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必须是竹子做的，远离任何可能产生污染或者违背绿色原则的材料。

“顽固”坚持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很乌托邦感觉的“小国度”。被称为“学校之心”的竹制建筑惊人地矗立着，每个人走进去都被要求脱鞋。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竹子做的，头顶上有一个高高的穹顶，加上螺旋式的楼梯，的确有些像天主教堂，但孩子们并不被要求做祷告，他们每天要做的就是在纯天然光线的条件下上课，如果有孩子捣乱在桌子上涂鸦，那么等待他的也不是体罚，仅仅是两堂私人定制的课程，砂纸打磨和上蜡，而且这张竹桌将会成为他毕业后收到的礼物。这里的大人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专职的教师，有的是志愿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但又妙趣横生的事物，比如通过巧妙的构造原理，穿过“学校之心”的微风起到了空调的作用；厕所里出现了草灰，用来掩盖粪便和除味；一头牛被人在草地上拉着慢慢地踱来踱去，它不时低着头吃草，被当做一台活动的割草机……我们仍然看到了电线和插座，但John说已经取得巴黎一家能源公司的支持，希望能够尽快彻底摆脱非环保的电力。在不远处的小河里，一台大型涡轮机即将被使用。孩子们在这里玩得很开心，不会被老师或者家长训斥——“你又把衣服弄脏了！”他们可以随便坐在地上，玩沙子或者干脆跑到校园里的水田里摔跤，男孩子尤其喜欢这个摔跤“课程”。这里简直就是环保支持者的乌托邦，有的父母为了让孩子在这里读书，不惜把房子和车子卖了，举家搬到学校附近。

John是学校的灵魂人物，但他说自己并不是一直像个领导者那样充满自信。他出生在加拿大的一个小村子里，认为自己是未被诊断出来的阅读障碍患者，“我实在分不清什么是B，什么是D。”但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并不认为他是有障碍，“他们只认为我是傻子，是愚蠢的。”因此John对学校乃至整个传统的教育体制并没有什么好感，“我看到太多每天一路哭着走到学校的孩子，在我看来，学校就是监狱，疯人院。”在这一点上，John的嘲讽语气略显偏执。

25岁，John来到巴厘岛，并且遇到了妻子Cynthia，“一个奇妙的女人”。两人开始了他们的珠宝设计生意，20年后就拥有了员工超过人的公司，事业非常成功。他那时就有意识地运用了大自然激发的灵感，比如一款叫Kali的珠宝灵感就是来自河边铺着的石头小径；另一款叫Palu的灵感来自于金属互相敲击所发出的声音。那时的John拥有一个著名设计师应该有的好品位和社会地位。从我们接触他的某些细节就能感受到，他为拍摄自备了服装——专门从爪哇买来的已有50多年历史的蜡染纱笼……

如果不是这所“绿色学校”，倚仗John的名望，他一样可以做一个高调并且不缺乏尊重的环保或者慈善热心人士，但是John并没有这样。改变源自于一部电影，就是戈尔“主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这部电影毁了我的生活”，John说，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他已经有很深的环保意识和习惯，因为他亲眼见到巴厘岛30多年的改变：他刚来的时候，水是由管道接着泉水来用，平时用的都是油灯，但现在的巴厘岛已成为全世界的旅游胜地，而不得不接受这城市化的进程。John如此热爱巴厘岛，并且打算在这里度过余生，他不希望巴厘岛成为一个刻板无趣、资源被肆意浪费的大城市。而这部电影则激发起他必须马上行动起来的念头，于是他决定从影响孩子开始，先建立一个“绿色学校”。

在John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女儿也发生了变化。30岁的大女儿辞去在DKNY品牌的工作，从纽约来到巴厘岛，并且开了家公司，也致力于建立更环保的住宅房屋。

John说，“我来到巴厘岛就是因为一个词，浪漫。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常常不确定会不会有个好天气；然而巴厘岛的天气则不可思议地好。”John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绿色学校”的孩子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并且有获得这种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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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IT新贵ChristianSkoda

“我原以为自己会在42岁之前死掉”

39岁的Christian在巴厘岛，租住着一所小别墅，他不担心没钱花，也不担心没女人，唯一怕的就是生病，如果没了健康，怎么可能继续自己选择的流浪生活？拍摄期间，他摸了摸微微凸起的小肚子说，看来我必须减肥，把它消灭掉。

Christian一度怀疑自己会在42岁之前死掉，那时他才34岁，供职于欧洲某大型IT公司，为高端客户提供IT技术服务支持。他在这所公司一共服务了14年，离开公司时已经做到了副总裁的位子，在德国柏林附近的小城镇中心拥有两层楼的公寓，名下还有一辆宝马、一辆奔驰和一辆奥迪，没有经济上的压力，身居德国社会被人羡慕的高收入群体。但是他很忙，连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说谈恋爱（他说，反倒是在巴厘岛才很容易与喜欢的女子发生一段关系）。每天早上8点多上班，晚上9点多下班，回家睡觉后，还经常半夜接到美国总部的电话。后来，他申请转到新加坡分公司工作后，情况更糟糕，“德国的电话刚挂没多久，就来美国的了。”

Christian头顶上曾经有4个老板，其中有两个老板死于突发的心脏病。其中一个每天都工作，全年无休，终于有一天申请年假与妻子出去旅游，结果在爬山时突发心脏病而死；还有一个老板居然死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时年42岁。后面这个老板的死深深触动了Christian，他是这样计算的：“我显然比我的老板工作时间更长，距离42岁还有8年，如果按照劳累程度来算，我应该不到42岁就会死去，天啊，太可怕了！”Christian决定辞职，并且过上自己想过的流浪生活。

他在自己的网站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你们理解的正常生活，是你必须穿着为工作而购买的衣服，开着不停为之付账的车忍受着糟糕的拥堵，赶着去上班；回家后，你在一整天都空着，消耗你大部分收入的房子里睡一觉，第二天又赶着去上班。抱歉，对于这种没有意义的生活，我不愿意去购买。

在办完辞职的交接手续后，Christian做了一件很不德国人的疯狂举动，他在新加坡的马路边上烧掉了自己拥有的25条领带，“我觉得领带就像是套住我脖子的绳索，我是通过这种仪式来表示，要重新开始我的新生活了！”

辞职后选择流浪生活并非突发奇想，他出生在东德，在柏林墙倒塌之前，东德人的视野比较狭窄，Christian说东德人更渴望能够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年少的Christian看了不少关于冒险、旅行方面的书，也有了一种“在路上”的情结。辞职后的Christian与当时在新加坡认识的印度尼西亚女朋友一起到处旅游，租了辆带挎斗的摩托车，一路走走停停。他在新加坡待了4年，普吉岛待了8个月，印度果阿待了6个月，然后就是以巴厘岛为“大本营”，以此为原点，向四周扩散，一有时间就去流浪。

Christian到底是德国人，谨慎、有条理，所以他的流浪生活也是有稳定的经济支持。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在德国的公寓出租给别人，租金足以应付他在巴厘岛的日常开销；然后他之前工作也买了一些股票，也是有收益的；此外他的个人网站有时也能做点小广告，比如谷歌每个月都会支付他几百元美金。他说自己并不担心老了没钱花，事实上这些收入可以让他晚年无忧。至于正常男人的情感需求，Christian也没问题，他会有节制地去夜店喝酒，在那里会遇到一些女孩子。Christian说自己唯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身体健康，不能生病。

这样强调控制力的东德人，骨子里有着与众不同的浪漫天性，他说流浪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发现世界的广阔和自己的渺小，会遇到很多新鲜的事情和人，从而让自己的人生丰富起来。在自己的网站中，Christian引用了一个加拿大诗人的诗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我愿以我的喜马拉雅回忆

赌你种有千棵树的产业

以我的泰国夕阳

对抗你的私人飞机

以我黎明时的快马奔腾

抗衡你的意大利西装革履

在离去之前，我会因我的朋友而欣喜，

而不是股票账户中的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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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李斌

普吉岛的芭东，是这个海岛上商业气氛最浓的区域，林林总总集中了各式各样的店面。黄昏过后，一天里生意最好的时段开始，市井风貌与海风夹杂在一起，扑面而来。李斌的“东方旅行社”就在芭东的某条小街边上。

李斌身上有游历多年的江湖气息，很仗义，当然也很精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与陌生人熟络起来。他说，应该说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要独自去面对这个世界，自己去处理跟人的关系。所以，他很懂“人”。

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关系，在湖南出生的李斌小学期间每半年就要换一所学校，直到12岁读初中才稳定下来。父亲是铁道部的技术员，经常驻扎在各地做技术支持，因此李斌18岁之前，每年见父亲不过两三次，每次不超过20天，所以现在他跟父亲都没有太多话可说。

大学毕业后，李斌去新加坡伯父的服装公司工作，但给亲戚打工的感觉并不好，后来就辗转去了德国。

李斌认为在德国他才真正了解了西方，并且因为交往的朋友主要都是西方人，所以他也逐渐认同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一些价值观。在德国他做过几年网络电视的记者，之后因为公司倒闭，他一时兴起到斯里兰卡开客栈和酒吧，“那段时间我是一个热情、爱聊天的老板，几乎每个来酒吧的客人都愿意找我聊天。”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一句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说的就是老板如何周旋在各种客人之间，滴水不漏。

年12月31日，李斌来普吉岛看望一个德国朋友。当天正好是新年前夜，芭东海滩上到处都是人，成千上万的孔明灯从沙滩上徐徐升起，在海面上与星辰争辉，相当壮观。当时的斯里兰卡已经结束了内战，李斌也有些厌倦当地的生活，“太乡村了，没有城市的感觉。”而普吉岛的芭东正好满足了李斌的需求，有浓郁的海岛风情，有各色人等，也有倚靠旅游赚钱的机会。而当时正好有位德国朋友打算回国，想出手一栋房子，李斌觉得这是老天爷安排的机会，于是就决定卖掉斯里兰卡的店铺，盘下这栋房子，办起了“东方旅行社”。

三年过去了，李斌变得非常local，打算在年底迎娶一位马来西亚华裔女子，旅行社和客栈的生意也相当稳定了，他打算发挥在德国做网络媒体的优势，在自己的网站上拍一些视频广告，推广普吉岛的旅游资源。他招募了一个小组，除了本地人，有南非人、印度尼西亚人，还有丹麦人，俨然是一个国际化团队。李斌还委托我们帮他在国内找一个养眼的女主持人，给他拍组节目，李斌的目标是，一年内成立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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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男”倪民浩

倪民浩，年出生，天津人，19岁时被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物理专业。23岁毕业后，因工作无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去泰国absolute酒店应聘，被普吉岛的风土人情所吸引，留在该酒店工作。年印度尼西亚海啸时，他刚好请假在国内给母亲庆祝生日，知道海啸消息后，仍决定回酒店上班。目前，倪民浩已从酒店辞职，经营着一家旅行社，还打算做一些房地产的项目。他与一个泰国女孩结婚，并育有一子。一段时间里，国内的同学们都羡慕倪民浩的生活状态：拥有三处房子，院子里种着芭蕉树、天堂鸟还有辣椒。这种生活被其他清华学子们视为“世外桃源”的梦。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旁人羡慕的目光下，倪民浩的压力并不小。三处房子都有贷款，都要月供，现在除了妻儿，天津的父母也被他接到普吉岛，一家老小的开支都靠他一人担着。尤其是儿子出生后，倪民浩觉得自己不能只想着玩，要为儿子打拼一个更好的前程，旅行社要稳固成绩，也瞅准势头打算在房地产上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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