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对中国史和军事素有兴趣的park同学，偶然看到了《从丹药到枪炮》这部作品，又看到了它在豆瓣上的一篇书评，与大家共享。

《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

[美]欧阳泰

中信出版集团

年3月

欧阳泰的《从丹药到枪炮》，有一个颇为宏大的副标题：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尽管如此，作者却未能做出有效的论断。不妨说，作者是自相矛盾的；他既想强调东西方之间并无差距，或者即使有也是可以轻易通过转变弥补的，又不得不承认了技术上存在的差距。作者试图反对竞争国家体系范式，但自己又落入其中；作者试图宣称自己注意传统上强调的文化因素，但是却在文中反复嘲弄认为中国文化封闭落后的观点，到了不加论证的地步。

无论如何，欧阳泰至少在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军事现代化乃是一个长期、深刻的过程。尽管如此，这样的现代化具体到东亚，是否可以被视为19世纪中期突然降临，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欧阳泰的观点是，19世纪的降临意味着一个“大分流”后的复原，并且认为这一分流大致在-年。为此，他追溯了约年的历史，试图表明中国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时间精力所限，我们仅仅就一个时段进行探讨，即-年段，作者认为东亚在经历此前一段时间的技术停滞落后之后，进入了加速阶段，从而进入了ageofparity（p5）。然而，真的可以用平分秋色概括吗？

作者也承认了年之后，不用说年左右，西欧在枪炮技术上的优势。尽管如此，当他试图通过汪鋐的事例反驳中国不注重技术创新的论点时，他立刻陷入自相矛盾。因为汪鋐提倡佛郎机铳的观点遭到了对手的嘲笑，并且他最终被革职。如果进一步参考中国面对西方地理学时的激烈反弹，欧阳泰的乐意创新的论点显得矫枉过正。作者又试图通过一句诗表明中国人将佛郎机制造成了手枪大小：“佛郎机铳手所试，间关远寄忧国诚。”（p）然而，邹守益所谓的“手所试”，和“手枪大小”并无关系，恐怕只是指用手击发而已。因此，这一论证就根本无法成立了，或不如认为这反映的是其中文水准。

汪鋐（-），抗倭名将。

年上书建议塞上墩台布设佛郎机铳。

官修《明史》记载：“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

支撑作者这种解读的乃是如下信念，即“中国人改进西方火炮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双方制造原理相当，并且中国有着不逊对方的冶金技术（p）。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实际上，佛朗机铳在中国固然如作者引用的明人郑若曾所言，“中国之人更运巧思而变化之”，但很大程度上这也只是使之更适合中国军队的任务，而非在技术上的提升。同时，作者忽略了郑若曾的另一段评论，他引述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指出，佛郎机“制者多未尽精微”，足见即使知晓基本原理，工艺问题依然存在，不可忽视。

更重要的是，佛郎机以及很可能由欧洲引入日本、进而引入中国的鸟铳，“这两种火器技术对中国人来说比较容易掌握”（尹晓冬：《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p66），而西欧的大炮就不是如此容易仿制、更不用说改进了，而作者在涉及红夷大炮的一节中对此避而不谈。红夷大炮被视为远超之前火器的武器，“霹雳声闻，敌胆俱碎……风雨骤至，所当立破”，“乃百战百胜之器也”。尽管文人之语常涉夸张，但是从清人缴获、仿制大炮后攻城能力的迅速增强看，红夷大炮的威力确有独到之处。然而，对红夷大炮的仿制受到了保守派的反对，这充分表明即使在明清战事紧急之际，和实用主义相比保守主义依然是一股强大的思潮，以至于能将外籍炮师一度遣回澳门；更重要的是，一旦登州失陷、葡萄牙炮师返回澳门，徐光启就“再也无法实现其制炮练兵、报效国家的大志了”（王兆春：《中国火器史》，p），再考虑到康熙时期南怀仁依然担负起设计大炮的任务，足见重炮的技术被“垄断”在西人手中。明军在拥有大量各类小炮的情况下，在吴三桂时期仅剩下10门红夷炮，而俘获了工匠的清军却制成了约门（王兆春，p），也表明了这种火炮技术的外向依赖。

另外，也要考虑到明代火器奇高的炸膛率。《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一》即记载有“炮率多崩炸”，要求精选不炸膛火炮援辽的记录。《练兵疏稿》亦有谓“大小炮位，炸裂极多，悉不敢用，止有鸟铳一种，曾经试放不坏”，可见枪尚能保证安全而火炮则无从保证了。这样，明军的火器虽然数量不少，但是戚继光就指责其“不堪击贼，徒为虚器”，汤若望也不客气地指责低劣的技术“铸铳无法……延祸极惨”，“神器不固则反以伤我”（尹晓冬前揭书，p72），理论上的威力与实际效能对比鲜明。

火器技术的优劣，对于作者的论点还在其次，他最主要的观点在于17世纪中期的东亚军队的步兵水准和欧洲相当（p）。然而，这一论断同样令人怀疑。他所举出的事例，无论是郑成功对荷兰的陆战胜利，抑或清、朝军队对哥萨克的胜利，都建立在数量优势的基础上（尽管有一个荷兰人被不到半数的郑军击溃的例子，但这仅仅是几十人规模的作战，参考价值显然不大）。作者自己的叙述显示，名哥萨克在枪战中击败了人规模的清军，迫使他们退到建有工事的朝军处；而其失败的战例则是以人对抗人，并且后者还携带了火炮（p-）。更重要的是，朝鲜的火枪手和清投入在东北的军队，近乎代表了东亚最高水准的步兵战力，而哥萨克在欧洲的相对地位则低得多。也不应忘记，哥萨克以及荷兰人都是在去国万里的情况下作战，而其对手却占据了地主之利。

戚继光（-），字元敬，山东登州人。

明朝将领。

当然，应该说从戚继光的训练法，尤其是将火枪使用拆分为多个步骤看，似乎颇有莫里斯之风范，并且还早了约40年。尽管如此，作者试图将戚继光视为火枪的提倡者却未免过了，或者即使他在明代可以算是火枪的提倡者，但是对西欧并无优势。在人的步兵营中，火枪手为人，40%，作者认为虽然这是理想情况未必能实现，但已然较欧洲领先（p）。可是，在16世纪前期，西班牙军队中的火枪手比例已经达到40%，到17世纪初，无论是西班牙方阵或者是荷兰军队，火枪手比例也都达到50%，17世纪中叶、经历三十年战争的西班牙方阵甚至将这一比例提升至75%（董狐：《战争中的武器装备与战术》，p-）。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火枪手之外的部队，全为近战的长矛手（早期还有剑盾手、长戟手等），而无弓弩的位置，后者在东亚却始终保有重要地位，甚至后金的弓箭手常常胜过明军的火器部队（李湖光：《逐鹿关外》，p75-76），这也是很说明问题的。

拿骚的莫里斯

（MauriceofNassau，7-）

奥兰治亲王，荷兰将军及政治家，

成功指挥了荷兰抵抗西班牙的

防卫行动（NederlandseOpstand），

开创了欧洲军备和演习的新形式。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明军的平均技战术水平显然达不到戚继光理想的水准，作者也引用了戚继光的文字，其中他批评其部训练不力，无法发挥鸟铳的精度；更糟糕的是戚继光部已属上乘，北方边军干脆继续执迷于弓箭或老式的快枪，从而在技术上自甘落后（p）。因此，正如马克斯·布特的评论，莫里斯的军事改革，尽管比戚继光晚一些（姑且相信戚继光是一位现代化的改革者，虽然即使欧阳泰也承认戚的作品不乏自相矛盾之处而非贯彻了对火器的运用），但它迅速传遍欧洲各国，而明尽管是一个国家，各部却似乎未受多少影响（布特：《战争改变历史》，p56）。周师旦就在《筹辽硕画》中批评看似漂亮、旗帜飞舞的大阵徒具形式，而为何如此布阵则“问之兵，兵不知其故，问之将，将不知其故”。这并不奇怪，因为明军军官中戚继光这样试图跻身文人之阶的为数不多，多得是舞刀弄枪、不通文墨的粗人。更深刻的危机是，和欧洲日益扩展的常备军不同，明代的军户制度下，卫所兵虽然数目众多，可是战斗力却很差，结果代之以募兵，又产生耗费巨大、“骄者益骄、惰者益惰”（杨顺波：《明代军制与军饷》，p35）的问题，部队日益依赖军官的“家丁”，技战术水平颇为退化。

也许从对抗骑兵的作战中，最能见得步兵是否训练有素、意志坚定，而明军对抗清军骑兵的战绩可谓惨不忍睹、难尝一胜。相反，在年的华沙战役中，瑞典军依靠“钢铁般的纪律”，在兵力优势的骑兵（而且众所周知，相同人数的骑兵所需耗费远高于步兵）冲击下屹立不摇、取得了作战的胜利，也使得波兰骑兵由盛转衰（董狐，p）。实际上，在年的帕维亚会战中，西班牙方阵就展示了面对骑兵的强大威力。其秘诀并不困难，即火器部队和长矛手的紧密配合。然而，这对明军而言似乎颇为困难，在浑河之战中，白杆兵（长矛手）和火枪兵分散开来，被金军各个击破。事实上，浑河之战中明军已经展现出来超出其平均水准的战斗意志。问题是，明军中似乎颇为缺乏类似西班牙方阵这样的有效的混成部队，白杆兵均为秦良玉的四川部队，而火枪手则为浙军，完全是两支互相独立的部队，不要说和西班牙方阵、莫里斯横队比较，和能够灵活运用步兵、骑兵和火器部队的八旗兵比较也落后许多。可以说，尽管明军也拥有若干质量较好的武器，但是其部队的作战意志、训练水平以及组织能力，均无法与西欧对标。

一艘18世纪的荷兰Fluyt货船，

铜版雕刻

欧阳泰的另一个惊人尝试是他试图抹平中西海军的差异。尽管他也引述了时人的观察，即红夷的巨舰“大如山而固如铁，坚不可破”、“望之如山阜”，中国船相较之下“陋如蚁窟”，并且承认西方舰船“堪称精密技术和复杂操作之集大成，是几个世纪进化而来的产物”（p）,却试图说明郑芝龙的军队能够与之匹敌。然而，他所谓的荷兰侧舷炮舰——据说郑芝龙仿制了一支这样的舰队——恐怕与真正的欧洲战舰相去甚远。郑芝龙熟悉的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船——或者是jacht,或者是fluyt；前者是轻快的船只，后者则是甲板小而船舱大的货船——而非在欧洲开始占据主流的风帆战列舰，其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Voc船只中的大者也只装备36门较大的火炮，而且并未参与到郑芝龙与荷兰的冲突中。作为对比，在-年，英国生产了至少50艘拥有门重炮的战舰。料罗湾的胜利仰仗着数量具有绝对优势的火船，而所毁坏的只是-吨级的小船；此外，年的海战中，以及年清荷的联合作战中，荷兰战船都能够以寡击众，这还是在荷兰深陷英荷战争的情况下，如果郑军甚至无法对抗voc的船只，那么他们与西欧海军的差距只会更大，毕竟voc提供的只是几艘、十几艘武装商船，而英荷战争中双方在一次战役中各自能投入艘军舰（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p66）。

正如他自己正确指出的，荷兰人的海上优势乃“是几个世纪进化而来的产物”，并非一蹴而就。而中国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却不属于官方而属于郑氏家族，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毕竟后者并非霍金斯、德雷克式的角色。郑氏作为军商集团相当成功，并且也颇符合海军的特色——海军与商贸天生的联系在一起，但是其非国家的异端身份使得他们的军事力量终究是半吊子的，欧阳泰所叹息的、郑芝龙未能重建其西化舰队或许正是缺乏国家财政作为后盾的海军的问题。一种更为意缔牢结的解读是，契约、代议制、财产权使得海外贸易和商业繁荣起来，支撑起海军。较为实际的说，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使得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能够供养起超过短期盈亏的舰队。

陆军的情况与之也有相通之处。实际上，如果-年间的中国军队未能赶上西方军队，那么之后西方的发展在加速，而尽管清朝较历朝更有效的保持着自身军队的战斗力，却很难说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作者不自觉的试图将其归因于清的“成功”，但是考虑到准噶尔一度带来的巨大威胁，以及一系列内部的作战，这一成功依然要打上折扣。此外，明末面对巨大的军事威胁，却未能成功因应而建立其强大军队的情况，也使得列国竞争范式必须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而非局限于“威胁--技术”的简单范式。

17世纪荷兰画家

阿尔伯特·库普（AelbertCuyp）所绘

荷兰港口城市多德雷赫特（Dordrecht）

繁忙的海面与商船

一种十分传统的宏大叙事是，“以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基础打造的西方近代军事力量，与东方日渐衰退、保守的封建军队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柯春桥：《世界军事简史》，p）,较之欧阳泰的观点还更为合理。军队并非由几个军官或几位技术人员就能完全改变的。麦克尼尔指出，近代军队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将由大肌肉活动一致引发的社会共鸣系于操练。同时，军事单位还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即一方面组织化的人为社团代替了旧的社会等级，另一方面它又为社会底层提供了市场化社会的避难所（麦克尼尔：《公元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p-）。这并不是说它会摧毁贵族——而是将贵族用更官僚化的方式组织进这一新利维坦中。这也不是说它是市场化社会的对立面，恰恰相反，法国和英国的崛起表征着“商业思想和政治管理之间相对和谐的合作”（麦克尼尔，p）。俄国以较为落后的方式追随这一点，三国都在扩张自身，只是前两者向海而后者向陆。扩张刺激并且支撑其进一步的组织化，而后者反过来导向更宏大的扩张。而从列国竞争体系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这也使得那些不那么成功的扩张者有范例可寻，从而在欧陆壮大起来，典型的例证就是普鲁士。经济发展和国家统治技术的进步通过军事这一纽带联结在一起。尽管欧阳泰引用两位学者，嘲讽在中国面前，欧洲出现的利维坦不过表明了此前欧洲的落后（p97），但是后者尽管较之前者缺少专断权力，却有着更强的绝对主义能力。实际上，人口只有明代五分之一左右的法国已经在财政上能够与之并驾齐驱，而具有金融中心地位的英国更能支撑起比人口乍看多得多的财政系统。像普鲁士那样、拥有国家的军队，是号称骑射的清人无法想象的。

当然，除此之外，技术的差异也大的惊人。这一点被欧阳泰以“科学自治”的概念阐明，他并且指出英国炮兵在鸦片战争中的优势也要归因于实验科学传统（p-）。不过将科学技术优势归于17世纪之后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在17世纪时，并非最新的西方技术已经能够使得中国学者使用的、外在零散的观点和语词显得无奈、力不从心，以至于传教士带来的知识比得到吸收的多（尹晓冬，p）。结合当时传入的天学等学问，这也并不奇怪。

尽管《杀戮的文化》中的文化决定论的宏大叙事显然站不住脚，然而一种尽力推迟分流的叙事也只是另一种层面的信念而已。欧阳泰所宣扬的、-年间的东亚的全胜，仅仅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即他们仅仅面对着欧洲人伸向遥远世界的一支偏师。不应当将投送能力的限制，或者战略价值的考量视为军队战斗力优势的例证。欧阳泰可以说是杰弗里·帕克的军事革命论激起的逆反中的一员，而这一潮流的健杰里米·布莱克的话依然值得思考：“葡萄牙人登上了日本的出岛，但日本人从来没有登上怀特岛。”鲜明对比的背后，显示的是军事和国家的双重差异。

文案

park

供图

刘安

排版

刘安

审校

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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