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及其局限

——基于《君主论》的文本分析

作者/潘子阳

大外交青年智库研究员

摘要：尼克洛·马基雅维里在祖国四分五裂，自身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的困顿中写出了《君主论》。这本书标志着政治学第一次挣脱出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然而所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成为了后人对马基雅维里的最大误解。分析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围绕着他对意大利国家统一的无限希冀而展开，切萨雷·博尔贾的成败教益、建立国民常备军的思想、新君主应具备的德性以及被研究者忽视的人民思想。然而，《君主论》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局限性和权力政治的理论缺憾，表现在对人性的悲观，权力利益观的局限以及忽视人民历史作用。

关键词：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主义；《君主论》；政治现实主义

凯瑟琳·H.朱克特认为，“目前主要有三种阅读和理解马基雅维里作品的方法。第一种是结合上下文理解或历史的方法；第二种是修辞的、文学的和讽刺的方法；第三种是理论的方法——借助科学、哲学或政治理论。每一种解释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局限。”评介经典作品的首要任务是解读思想家所处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分析方法在历史情境中解读文本，阅读和评介《君主论》也应当如此，这才是上述三种方法的辩证统一。

一、《君主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以赛亚·伯林指出，“马基雅维里首先是个意大利人和爱国者，他首先是在向他那一代人说话，即使不是只讲给佛罗伦萨人听，也是仅仅讲给意大利人听，因此要对他做出批判，必须只依据或至少依据他的历史背景——这种观点是赫尔德、黑格尔、麦考利、伯德、德·桑科蒂斯以及托马西尼的共同立场。”14至16世纪恰逢西方文艺复兴，马基雅维里所在的佛罗伦萨正是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的文艺复兴的中心。文艺复兴表面上是发掘和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实际上是借古喻今，用古代的经典批判黑暗的宗教“铁幕”，恢复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歌颂人性反对神性，反对禁欲主义追求现世的快乐。在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思想上基督教会垄断了人们的“头脑”，经济上各级教会占据大量的土地，政治上教权一度高于王权，“凯撒”匍匐在上帝的脚下。

此外，教士阶层生活极度腐化堕落。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薄伽丘在《十日谈》中用嬉笑的笔调，揭露了封建贵族和基督教士荒淫无耻的面目。

与文化上高度繁荣相对的是，“政治上，国家处于封建割据、领土分裂的境地。”古代罗马的心脏区域现在是由一群王国公国、共和国、教皇国以及领地组成：西部是热那亚共和国，北部是米兰公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位居中央，东北部是威尼斯共和国。罗马天主教皇利用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打压王权加强教皇权力，而境外的法国和西班牙等强国乘火打劫，意大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年意大利王国建立，年最终统一，亚平宁半岛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政治分裂。

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世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错失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时机。而当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足以与封建贵族和教会分庭抗礼，他们只好将希望寄托于强力的新君主身上。君主谋求统一意大利半岛实现“凯撒”的荣耀，资产阶级则是期望顺应西欧的资本主义大潮，消除林立的关卡、繁冗的税收、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共同的利益诉求使得本该对立的两个阶级达成了反教权、谋统一的共同战线。乔治·霍兰·萨拜因指出，“因此，到十六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便已成为或将很快成为西欧普遍的政体了。”以上就是马基雅维里创作《君主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二、多元的尼克洛·马基雅维里

“佛伦伦萨·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于一四六九年五月四日生于阿尔诺附近，五十八年之后，也就是一五二七年，他在这里溘然长逝。除了外出执行过几次外交使命，他一生都在佛罗伦萨度过。”马基雅维里作为政治家的人生是悲剧的，年到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担任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等职务，期间曾出使西欧国家和意大利各城邦，这段经历让他感慨法国的强大和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年美第奇家族再度执掌佛罗伦萨权柄，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梦想破灭了，作为前朝臣子他被冤下狱，年出狱后他在乡下过着贫困的农夫生活。白天他是艰难度日的辛劳农夫，晚上他又换上朝服“与古人晤对”。

故马基雅维里作为思想家的人生是深邃的，他在艰难的境遇下完成了现实主义不朽经典《君主论》（《霸术》）及其姊妹篇《李维史论》，兵书《论战争的艺术》（《兵法》）从军事战术上指导人民反抗侵略者，史书《佛罗伦萨史》探究了意大利衰亡的历史教训，戏剧《曼陀罗华》讽刺了当时上层统治者腐朽道德。

（一）君主论的时代意义

马基雅维里是从希腊罗马的历史和发生在意大利的现实政治来论述新君主的品质，而不是从基督教的教义和上帝的神谕来论证如何成为“凯撒”。罗伯特·D·卡普兰认为，“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本主义者，他的重点在人类而不在上帝。他强调的是政治的必要性，而不是道德的完善，这一条构成了他对教会发起的哲学攻击。”

第一，《君主论》使得政治学的国家观第一次摆脱了宗教神学或者说是经院哲学的束身衣，马克思评价道，“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第二，《君主论》在政治研究上独立于道德和伦理，政治和道德分道扬镳开启了近代政治科学的进程，马基雅维里因此也被称为“近代政治科学之父”。“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是没有必要按照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来行事的。”

第三，马基雅维里的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暧昧的，他是个世俗主义者，反对的是束缚国家权力的教会而不是宗教本身，相反宗教可以作为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工具起到维护统治的作用，再者他预见了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时代即将来临了，因此意大利的统一必须摆脱罗马天主教会的束缚。

（二）辨析两种马基雅维里主义

有人称马基雅维里为现实主义的大师，也有学者称他为共和主义的杰出代表，更有人称其为一个多元自由主义者。“他被视作是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人，一个满怀激情的爱国者，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政治阴谋家，一个地道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

而本文将要探讨其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并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之。对马基雅维里身份的多重界定，一方面是因为各学派学者想要给自己的理论寻求大家的支撑，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少学者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的解读存在争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马基雅维里主义定义为，“马基雅维里主义意味着在人们追求目的的过程中，不必有道德上的顾忌。或更简明些说：结果决定着方法的正当与否。”刘训练分析了政治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两层含义：个人层面，为了个体的利益不择手段；国家层面，为了集体和共同体的利益不得不采取不义手段。

马基雅维里思想在现代语境下被矮化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吊诡的是政客们表面上抨击马基雅维里思想心里却时刻揣摩使用一些卑劣的手段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实际上，他们误读了马基雅维里，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汉斯·摩根索意识到了道德的重要作用，“政治现实主义明白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但是他接着论述道，“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普遍的道德原则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是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道德原则必须经过具体时间和地点的环境的过滤。”

因而，在国际政治层面，审慎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和争夺国际政治主导权，有时不得不采取卑劣的手段，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是无可厚非的。国内政治则不同，官员不仅要维护好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中国表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还要在伦理道德上作为治国理政的表率，“以吏为师”引导统治阶级树立良好的政治风尚，这时使用所谓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权术手段则违背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三、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分析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把国家政权分为两种，共和国家与君主国家。在书中马基雅维里论述了平民成为君主的五种方式：能力（第六章）、幸运（第七章）、邪恶而卑鄙的方法（第八章）、依靠平民的帮助（第九章）、依靠贵族的帮助（第九章）。《君主论》中的现实主义思想可简单归纳为四点：切萨雷·博尔贾取得权力、维护权力和失去权力的教益，建立正规国民军制度，君主的品质以及人民的作用。

（一）论切萨雷·博尔贾的教益

“事实上，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邪恶和奸诈的典型代表，他为了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使用了非常手段而从不顾及道德与忠诚。”吊诡的是《君主论》中的理想君主就是以博尔贾为原型设计的，在《君主论》的第七章马基雅维里重点论述了切萨雷·博尔贾如何依靠幸运的依靠父亲亚历山大六世教皇成为瓦伦蒂罗公爵，他几乎统一了意大利全境，最终因为父亲病重而自己遭人下毒，在同新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斗争中功败垂成。

第一条教益，现实主义认为君主刚毅的利用一切手段实现国家的秩序，这是最高的善。某种程度上“狮子与狐狸”的结合体说的就是博尔贾，在上台后他转身就用强力手段扫清了执政的两大障碍，即使这些障碍当初是他上台的助力。第一，解决了军队的不忠的问题，他担心扶持自己上位的奥尔西尼和法国势力倒戈一击，因此削弱了奥尔西尼和科隆内家族在罗马的势力；第二，法国成为其继续扩张的障碍，他又采取敷衍战略并寻求新的盟友。“当法国向那波利王国进军反对正在围攻埃塔的西班牙人的时候，公爵敷衍法国，他的意图就是保住自己的安全以免法国为患。”当法国势力不济时，他就一脚把法国踢开立刻攫取皮萨。切萨雷·博尔贾的狡猾与勇敢使得他几乎统一了意大利全境，当时身在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里在他的身上寄托了新君主的期望，恶劣而残酷的手段，只要有助于秩序的恢复那么无疑是良善的。

第二条教益，现实主义认为君主永远不要奢望用今日的恩惠使得仇人忘记旧日的屈辱，这是最大的忌讳。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切萨雷·博尔贾误饮毒酒，当年老教皇去世，博尔贾病入膏肓。“我们可以用来责难公爵的，惟有选举朱利奥当教皇这一件事情。”老教皇死后本是庇护三世继承教皇位，但是很快去世，由此博尔贾的往日仇敌朱利奥二世（又称“尤里乌斯二世”）继位。按照现实的政治利益分析，西班牙人与博尔贾负有同盟义务，罗阿诺也是法兰西的支持者，博尔贾应该支持西班牙人或者罗阿诺担任教皇，而不是选择自己往日的仇敌。“如果任何人相信给以新的恩惠就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己。因此，公爵在这次教皇的选举中犯了错误，这就是他终于灭亡的原因。”

最后，“不为凯撒，宁为虚无”，博尔贾刻在剑上的这句话预示着他以及他的崇拜者马基雅维里的个人悲剧。现实主义者为了最高的理想百折不挠的精神固然值得同情，但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注定失败。

首先，企图用个别新君主的军事征服统一意大利，而不是依靠民族主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将希望寄托于王侯将相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力这一唯物史观。

其次，当时西欧正处在民族国家崛起的前夜，教皇权威仍然笼罩着意大利，讽刺的是借助博尔贾的南征北战客观上扫除了天主教会的敌人，朱利奥二世时期罗马教皇的政治权力达到顶峰。

最后，博尔贾的性格缺陷，在道德上极度反动，在运用权术时过犹不及最终反噬自身，即使侥幸实现统一也是注定不能长久的。

（二）论军制

肯尼斯·W.汤普森认为，“马基雅维里同时也是军事思想之父，影响了从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到卡尔·冯·克劳萨维茨（KarlVonClausewitz）等思想家。”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的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集中阐述了他的军事制度思想。身处乱世，君主必须手握重兵才能结束纷争，实现秩序，即使是圣人也无法凭借自己的说教使得人民遵纪守法。在第十二章中，马基雅维里论证了雇佣军的危害，因而必须建立正规军制度。

首先，将法律和军队作为国家的统治基石，而且军队比法律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

其次，雇佣军和援军是造成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元凶。

再次，上帝的权力超过了凯撒的权力，罗马教皇国的势力崛起，君主权力遭到削弱，而雇佣军的泛滥加重了意大利的分裂。

在第十三章中，马基雅维里首先指出援军比雇佣军更加危险，援军的战斗力远远超过了雇佣军，此外援军听从外国而不是意大利的命令，这就使得他们的破坏性远大于战斗力平平的雇佣军了。马基雅维里认为，国民军的战斗力强于混合军（雇佣军加上国民军），混合军的战斗力强于外国援军，外国援军战斗力强于雇佣军。

综上，最优秀的军队制度应该是国民军，其次是混合军队，再次是雇佣军，最次是外国援军。

第十四章中，马基雅维里只阐发了一个思想，军事是君主唯一的专业。“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意大利内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雇佣军的横行，他们战斗力低下且毫无军事纪律。以及外国援军反客为主，成为外部势力趁机干预意大利政治的抓手。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强有力的新君主指挥下，建立一支独立的国民军，从而摆脱外部势力干预，平息国内叛乱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三）论君主的德性

《君主论》全篇没有给出德性的准确定义，斯金纳认为，“他（马基雅维里）追随了古典和人文主义的权威，将德性理解为这样一种品质：它帮助君主抵抗时运女神的打击，争取她的青睐，从而登上君主声名的顶峰，为自己赢得名誉和荣耀，为政权赢得安定。”具体表现在如何使用残酷的手段，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以及狮子与狐狸的比喻上。

第一条，现实主义者必须明晰如何妥善的使用残酷的手段。“为了自己安全的需要，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反之则是恶劣的使用残暴的手段。霸术可以用来统一国家，若无不要不可用来治国。而王道仁政与日俱增，让百姓慢慢品尝君主给以的利益，使其感恩戴德。秦汉更替的历史案例可以加以佐证，秦王嬴政重用法家，扫六合而统一天下，严刑峻法治国二世而亡。相反，汉高祖刘邦通过残酷的战争推翻秦王朝、打败项羽政权实现统一，而继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取得文景之治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

第二条，现实主义者必须明晰权力手段服从善的目的。前文已经论述两种层面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狭义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实质，而‘目的证明手段’是国家理性意义上的‘马基雅维里’的内在逻辑。”人们指责君主宣扬邪恶，颠覆了公民共存和道德根基。菲利普·德尔·卢切斯指出，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问题不是在善与恶之间抉择，而是在普通手段和非常手段之间选择非常手段，以及明晰他所处时代国家分裂的特殊性质。(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们有时候不得不使用残酷的非常手段，以此实现国家的秩序这是善行而非残暴。在《君主论》的第十七章中，马基雅维里论述了残酷与仁慈的本质，从是否好战的表象来看，切萨雷·博尔贾是残酷的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诸君无疑是仁慈的。但是从是否拥有秩序的本质来看，切萨雷·博尔贾使用铁血手段统一罗马尼亚，而佛罗伦萨因为纵容党争让皮斯托亚陷入混乱。

第三条，现实主义者是人与兽的混合，为人时运用法律进行斗争，为兽时勇敢如狮狡诈如狐。法律的手段常常存在缺陷，现实主义者必须使用野兽的手段以此达到政治目的。“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识别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豺狼惊骇。”君主的统治术无外乎就是法律和武力的结合，手段取决于政治利益，而不是其他。以赛亚·柏林认为，“从道德上说，狮子和狐狸的品质本身不值得赞扬，然而，如果只有将这些品质结合起来才能保城邦于不坠，那么它们就是领袖必须培养的素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将其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所写的传记命名为——《罗斯福传：狮子与狐狸》，罗斯福无疑是狮子与狐狸结合的最佳案例。在大萧条时期，他与自由放任主义斗争，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在二战初期他与国内孤立主义斗争，推动了《租借法案》的通过；在珍珠港事变后他对日宣战，扭转了二战的战略力量对比。

（四）论人民与堡垒之喻

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的是，马基雅维里在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集中讨论了民众对于君主统治的重要性。第十九章探讨了君主要满足人民和贵族的利益，除此之外罗马皇帝还需满足和容忍军队的暴虐。时过境迁，在十六世纪初期的世界，除了腐朽的土耳其皇帝和苏丹外的所有君主，他们在迎合人民、贵族和军队的利益抉择中，第一位要考虑的竟然是人民了，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在第二十章中，马基雅维里论述了军事堡垒与民众的关系，修建堡垒可以防备人民的暴动么？“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物理层面的堡垒除了缓解君主的不安全感别无它用，当人民拿起武器时君主的堡垒便无能为力了。这不仅是因为火药的运用，把封建的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人民，应该说是资产阶级登上了西欧的历史舞台，成为想要一切谋取专制的君主们必须联合的力量。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堡垒这种外在的象征物，当君主掌握民心时政权是稳固的，当君主不再迎合人民因而失去民心时，人民转而砸碎这套腐朽的制度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了，即资产阶级民族国家。

在这两章中马基雅维里隐约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勃兴和新兴的君主专制国家已经呼之欲出了。君主必须重视人民的利益，即联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以此君主才能冲破罗马教会对其权力的压制，资产阶级才能利用新君主的权力冲破束缚其发展的封建枷锁。而这已经是除了腐朽的土耳其苏丹和遥远的古罗马之外，所有新君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共识了。

四、批判与启示

解读《君主论》的过程中，既是把研究者置身于15至16世纪的意大利的历史环境中，思考何谓马基雅维里主义以及何谓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现实主义。又是抽离于狭隘的历史片段，研究者通过观察从马基雅维里到当下的政治演变，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马基雅维里思想。

第一，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思想在人性论上的缺陷。马基雅维里的权力政治观把政治和道德分开了，开政治科学之先河，但是他无视道德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个人还是国家的政治行为都不无需被道德束缚。汤普森指出，“他认为人的本性从本质上来说是邪恶的，并且不可改变。”以中西对比为例，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外儒内法，或者说两者并行不悖。儒家政治思想是从人性本善开始推论的，将个体的善推己及人，建立和谐的大同社会。法家政治思想是从人性本恶推断的，自私自利的个体必然是被利益着人的，君主善于利用权术势，简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基于迥然不同的人性假定，儒家和现实主义的法家以及马基雅维里主义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行为，初步说明了基于性恶论的假定是不科学的。从后马基雅维里时代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世界总体呈现进步态势，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制度勃兴，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民主、法治成为全体公民的追求，在国际社会民族国家死亡率大大下降。

综上，马基雅维里只是看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没有认识到人性中积极的一面，进而陷入了权力悲观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的怪圈。

第二，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思想在利益观上的局限。首先，追求国家利益而不是王朝利益，这是马基雅维里利益观上的进步性。《君主论》中隐晦的揭示了马基雅维里的利益观，王沪宁指出，“（马基雅维里）希望有一位君主能够纵横捭阖，力克内乱，驱除外敌，统一意大利，为新兴的市民阶级和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有利的条件。”无论是先秦的法家兵家，还是一战后兴起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都是基于人性恶的先验假定，认为维系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其次，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忽视道德的重要性，这只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从而最终陷入互不安全的“安全困境”。“（马基雅维里）政治现实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有滑向极端现实政治的倾向，即任何有利于国家的政策都被接受，不管它在道德上存在多大问题。在极端情况下，受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驱动，现实主义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暴力倾向。”

最后，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利益观，究其本质不过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罢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第三，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思想忽视人民的历史作用。学界在马基雅维里对人民的看法上存在争议，“精英主义者认为马基雅维里对于人民的态度完全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他把人民看成一种被动、愚昧、落后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存在；而共和主义者与平等主义者则认为他对于人民的态度是肯定的，即把人民看成是共和国自由的捍卫者。”马基雅维里在“人民与堡垒之喻”中论述了人民对于君主统治的重要性，这是他进步的一面。但是，他反动的把人民看成是君主统治的工具而不是主人本身。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站在16世界初期的意大利历史大环境下，运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首先，此处论述的人民，是指有着一定财产、地位和权势的新兴工商业主，而不是处在当时旧封建地主和新的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广大劳动人民，马基雅维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次，他没有看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力量，而是把意大利统一的所有希望寄托于新君主身上，当博尔吉亚家族的切萨雷·博尔贾兵败身死，他统一的希望便破灭了。

“我无法表达：在备受外国蹂躏的一切地方，人们将怀着怎样的热爱、对复仇雪耻的渴望、多么顽强的信仰，抱着赤诚，含着热泪来欢迎他！”马基雅维里的全部政治思想都是为了祖国的统一，这是值得后世研究者深思和效法的。但是，由于看不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基雅维里陷入了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漩涡，这是他个人的人生悲剧也是意大利四分五裂乃至近代西欧民族国家混战的历史悲剧。（作者系大外交青年智库研究员，主要从事亚欧区域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注释略，参考文献略；观点不一定代表平台，转载请务必联系作者及平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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