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美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双边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次转折，以和平的方式在美洲完成了权力转移。在国际层面上，英国世界霸权的衰落，欧洲新兴强国的崛起令英国应对不暇，而同为新兴大国的美国所主导的美洲体系的崛起则填补了西半球权力的真空，同时与英国的世界霸权体系互为弥补。在国内层面上，英国经济军事实力下滑，美国国力蒸蒸日上，但双方以仲裁、谈判等外交手段不断化解双边关系中的冲突与摩擦，建立起两国间的信任机制。此外，在主要政治人物的引导和参与下，两国相通的文化、意识形态与政策思维成为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几种合力共同推动英美两国之间以和平方式完成在美洲的权力转移。

英美关系是19世纪西半球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美两国在美洲历经委内瑞拉危机(年)后重回谅解，在美西战争和英布战争中相互进行外交支持，并在世界事务上协调政策，最终两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在美洲的权力转移。本文从国际层次、国内层次以及英美两国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对这种国际关系中所罕有的权力和平转移现象展开全面分析。

　　一、英国霸权的衰落与美国美洲体系的崛起 　　1.英国世界霸权的衰落 　　根据西方现实主义学派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霸权国的国力衰落时，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将面临动摇和瓦解；随着新兴大国的壮大，战争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19世纪末，随着法、德、俄等新兴帝国主义的崛起，英国的霸权在东半球遭遇挑战，但在西半球却有着不同的情形。 　　凭借17世纪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海军的发展、殖民地的开拓和工业革命的先机，英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得以在全球伸张其霸权的目标，建立起被称为“英国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的国际秩序。拿破仑战争后，英国通过“制海权、财政信用、商业才能和结盟外交巧妙的结合”成为“赢家”。 　　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打开了通往东方市场的大门，兼并了帝国最为璀璨的明珠———印度。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依托强大的综合国力与不结盟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欧洲均势。由于英吉利海峡的天然屏障，英国甚至无需在本国保持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仅凭超强的海军实力以及较低的国防预算即可完成对帝国乃至对全球秩序的维持。 　　然而英国如日中天的霸权并没有堵住新兴强权崛起的道路。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出现了区域国际格局的重组：德国的统一与迅速崛起取代了法国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政治军事大国，并与英法俄等国的矛盾逐步升级。为了加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德国于年与奥地利签订了德奥同盟条约。俄国与法国在面对均势的共同敌人德国时逐渐找到了利益契合点，年底与年初，俄法两国批准了双方签订的军事协定，法俄同盟正式成立。至此欧洲已经进入了联盟外交的时期。英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欧洲大国之间的均势。在俄法与德奥集团的争夺中，英国始终采取现实主义的外交手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倾向性，但始终没有丧失外交的独立性，没有与任何国家达成同盟性质的承诺。在19世纪晚期群雄争霸的动乱年代里，索尔兹伯里把“光荣孤立”政策运用得淋漓尽致，凭借英国的海上霸权在欧洲均势政治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到19世纪末英国已经发现，要么加入欧洲的联盟游戏进行实力角逐，要么被剔除出欧洲政治之外。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其所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分析了霸权国或国际体系支配国衰落的内部与外部的因素，从内部来说主要在于霸权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军事技术成本的增加和私人公共消费增长总体上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些变化直接导致国家防务开支成本的增加。从外部因素来看，政治统治成本的不断增加和技术领导地位的丧失则更加损害了一个国家的支配地位。 　　这些分析直指英国相对衰落的根源。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的工业实力相对下降，而—年的大萧条也对英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商品价格暴跌导致资本回报率低，收益减少，利率下跌。英国霸权的工业基础严重受损，而且远未恢复。同样，当英国不再是世界工场，其他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与英国展开竞争，这使得用于保护海外帝国的费用急剧增加”。 　　英国在英布战争中的孱弱表现使其实力的下降表露无遗，并在外交方面陷入千夫所指的孤立状态中。在两年半艰苦的战争结束之际，英国就已经意识到需要把自己分散的资源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并在外部寻求一个永恒的联盟来弥补“光荣孤立”所造成的损害。 　　这代表着英国霸权所依赖的帝国基础也受到严重削弱。吉尔平随后也给出了霸权国摆脱或消弭国际体系失衡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的药方：“当一个帝国、一个霸权国家或一个大国试图恢复体系中的平衡时，在它面前有两种行动路线：第一种、而且是较倾向于采纳的解决方法是，受到挑战的国家能够寻求增加资源以保持它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第二种是它能够减少它现在承担的义务(及相应的成本)，以不至最终危害其国际地位。”对于英国来说，美国扮演着既是挑战者也是资源来源地的双重角色。英美从殖民时代就保持了紧密的经济联系，19世纪大量英国的资本投资建造美国的铁路以及其他工农业的关键领域。英国对美国商品的出口量从年起到年始终占英国总出口量的12%以上，英国从美国的进口量则占到其总进口量的20%以上。与此同时，美国对英国的依赖程度更深，年美国对英国的出口量占美国总出口量的50.2%，虽然年数据有所下降，但也占到36.8%。美国在委内瑞拉危机高潮中的紧急刹车和英布战争中对英国的资助也是出自美国确保自身资产安全的考虑。英国同时在拉丁美洲保有大量的固定资产和投资，并且在19世纪末加紧了对拉美的经济渗透。到一战开始之前的年，英国在拉美的投资占到其全部海外投资的五分之一，几近其在美国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与美国在美洲达成的协调是其在美洲资产安全的重要保证之一。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英国也采取了缩减国际义务的战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东方从土耳其海峡到太平洋数千英里的范围内，英国面对着两大对立联盟对其最为关键利益的压力。而英国“最突出的问题被认为是德国海军扩张的挑战”。

　　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国军方深受美国制海权的倡导者马汉学说的影响，认为德国要真正崛起，必须打垮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海上霸权。而英国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战略收缩以便集中全力应对德国。年的英日同盟标志着英国在远东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随后于年与法国缔结协约，解决了英法在地中海和非洲等殖民地的冲突。年的英俄协约结束了双方在远东的冲突。而英国与美国在委内瑞拉债务危机、美西战争中远东战场和英布战争中的外交互助中已经隐隐显露出针对德国挑战的合作。可以说，在英国全球霸权跌落的历史转折期中，英国与美国建立起一种既非联盟，又比联盟关系更为默契的战略伙伴关系。

　　2.美国美洲体系的崛起

　　尽管美国只是美洲国家中的一员，但却是世界上最早用一个大洲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国家。自建国之日起，美国就已经把国内建设与扩展美洲体系的双重使命纳入政策议程中。而美国和欧洲之间遥远的地理距离也为美国全身心投入自我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汉密尔顿很早就设想了一种联合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美洲体系。而参议员亨利·克莱(HenryClay)在第二次英美战争后向国会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能够建立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我们可以成为中心，整个美洲将能同我们一致行动。至于贸易，我们将能从中得到最大利润。”年门罗总统发表的国会咨文中提出了以“美洲体系原则”为核心的门罗主义，从而使建立美洲体系成为美国的美洲政策目标。在此原则的指引下，美国在美洲，最早则是在邻近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地与欧洲殖民者进行争夺，努力建构立足北美的大陆帝国，随后开始在加勒比海等领域建立自己的商业军事霸权体系。 　　面对着英国对美洲的商业和投资远远超出美国的现实，美国人始终处于忧虑之中。为了抵消英国的优势，美国更加积极地利用各种手段争取和拉拢美洲国家，这主要体现在所谓“泛美主义”的提出上。在美国的积极活动下，年，云集西半球所有独立国家代表的第一次泛美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在接连抛出“和平共处”与“谋求友好贸易”的诱饵后，美国在会议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达成一项帮助解决纷争的仲裁协定；提出一项建议，即修建一条连接南北美洲的铁路；建立了泛美联盟的雏形。 　　而在美国的实力日渐成熟之后，其对美洲的扩张主要体现为以罗斯福“大棒政策”为代表的实力展示中。19世纪末，随着海权论的推出，美国在全国上下就发展海军和海权达成了空前的共识。正是在海权和海军理论的指引下，美国在太平洋上与英国和德国争夺萨摩亚群岛，在美西战争中利用新式军舰歼灭了西班牙的老旧舰队，在中美洲获得了地峡运河的开采权。至此，美国军事力量的辐射能力已经基本覆盖了美洲全境，势力范围甚至开始进入西太平洋。英国及欧洲的殖民势力被美国排挤出美洲，此时的美洲俨然已是美国的掌中之物。 　　事实上，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近乎美国一贯所享有的高度安全，乃至它逐渐形成的美洲霸权，都有赖于欧洲体系内的两大基本状态———英国的优势地位及其所依赖的欧陆均势。 　　历史学家C.范·伍德沃德将此称为“免费安全”时代，期间由英国皇家海军控制着海洋，因此美国没有必要用武力来保护门罗主义。而美国自身扩张的主要方向并没有和英国发生过多碰撞。

　　在年，亨利·亚当斯写道，英国的主要利益在于亚洲，且由于“它在美洲的属地乃是虚弱的根源”，因此他认为，只有通过和解而不是对抗，才能最快地使加拿大投入美国的怀抱。英国在同时面对美国和德国对其全球霸权的挑战时，显然认为地处欧洲的德国为其主要威胁，因而虽非情愿但也对美国在美洲的霸权地位加以默认，以此换取了弥足珍贵的英美友好关系，以平衡其国际体系的失衡局面。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勉强维系的欧洲及世界均势为美国获得美洲霸权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反过来，美国同样不愿轻易放弃与英国的友好关系，在英国退出美洲后接管了权力的真空，保障了英国在美洲的投资利益。美国的美洲体系填补了英国无力维持的西半球秩序，与英国的全球秩序互为补充，有力地回应了欧洲新兴殖民大国的挑战。

　　二、双边关系的和平建构

　　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美关系，不仅需要从国际关系格局的宏大视角进行解读，同时还需要分析两国在权力消长背景下的具体表现。

　　1.国力的消长变化

　　正如前文中国际关系格局转换所示，英国在年以后的全球优势迅速被新崛起的欧洲大国及美国所抵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西利(J.R.Seeley)早在年就发现运输革命和战争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战略地理”。他指出，如果英国不能把殖民帝国转变为“更大的不列颠”，而美国和俄国拥有辽阔的疆域，一旦它们的潜力因“蒸汽机和电力”以及铁路网而得到充分的发挥，将使英国沦为“不安全、不重要、第二流”行列的国家。 　　在制造业领域，年，英国的份额为世界总份额的18.5%，而美国则全面超过英国，以23.6%的数据雄踞各国之首，甚至超过了英国在年的最高份额。 　　美国的工业潜力也在年之前超越英国，位居世界首位。强大的工业实力意味着在战争中可以转换为高效的军工生产能力。在钢产量的保证下，美国的军工产业迎来了春天。著名的英国战舰设计家威廉·怀特年周游美国时，惊奇地发现美国厂家在同时建造14艘战列舰和13艘装甲巡逻舰。在动力方面，美国改进了的蒸汽动力已经成为全国总动力中的60%。而对教育的投资更加增强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一位权威人士估计在公共教育上，美国从年投资万美元猛增到年的5亿万美元。 　　在军事实力上，美国的崛起也令人瞩目。美国的陆海军人数从年的3.9万人增长到年的9.6万人。战舰总吨位由年的24.2万吨迅速增长到年的33.3万吨。 　　在这10年间，美国共有15艘一流的战列舰下水，美国的海军实力也从年的世界第12位跃升为第3位，仅次于英国和法国。相比之下，虽然英国仍然保持世界经济和贸易强国的地位，但已经在份额分配与实力对比上相对下降。与美国的冲突将会使英国暴露两项危险的弱点：防守加拿大困难重重；英国贸易与投资的大量损失。 　　同时，美国对美洲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量也在不断攀升。英国无法承担与美国开战所带来的任何政治经济后果，而在美洲进一步进取的希望已然是明日黄花。 　　2.审慎的对外战略与仲裁制度的发展 　　尽管如此，英国仍在美洲保持相当的实力。以年为例，美国海军拥有的现役舰只包括：2艘第二级战舰，12艘巡洋舰，9艘炮舰，6艘双炮塔低舷铁甲舰；而同期英国海军装备有44艘战列舰，41艘第一级巡洋舰和艘鱼雷艇。很显然英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超出美国。很难说美国是否会在一场假想的对英作战中损失所有的海军力量，但即使在美国扩张气焰最为嚣张的年及之后，英国始终在按原定计划撤出其在加拿大的陆军及在加勒比的海军。 　　出于对自身实力的衰落、对帝国使命的新思考、尤其是对于白人自治领邦联的可能性以及许多道德层面的考虑，英国在19世纪末重新质疑自己的国际角色。激进自由主义者和规模急剧扩大的工党开始扭转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国际转回国内。甚至保守派帝国主义者也开始避而不谈自由贸易，试图唤醒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英国业已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英国的决策者们也更多地指责本国民众对北美事务持无动于衷的态度，使得他们在试图对美国采取强硬行动时缺乏国内有力的支持。 　　除此之外，美国较为审慎的崛起方式也令英国人松了一口气。一方面，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没有对英国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造成挑战，也没有跟随欧洲与英国进行军备竞赛和殖民地争夺的零和游戏；另一方面，美国的领土扩张方式也是较为和平的，主要以实力变化为依据来制定扩张计划，而且美国的炮舰政策长期以来并没有针对占有军事优势的欧洲列强。美国更倾向双边协商进行和平交易，以此缓和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美国的扩张往往在国际法理的掩盖下进行，如在美西战争中，美国在对古巴和菲律宾的处理中就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仲裁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英美处理争端的“万灵药”。年英国下院就通过一项倾向于建立国际仲裁原则的决议，美国的国会两院也在次年通过相似的决议。年，英国议员与和平工会的组织者之一的兰德尔·克莱默(RandalCremer)首先提议签署一份两国全面仲裁条约的备忘录。

　　年由于委内瑞拉危机而几乎发生的战争使双方震惊，担心英美友好关系无法正常维系，因此两国开始寻求以仲裁的方式解决冲突。从年到一战之前，英美两国分别签署了四份全面仲裁条约：《奥尔尼—庞斯福特条约》、年的《海—杜兰条约》以及年和年签署的仲裁条约。值得指出的是，《奥尔尼—庞斯福特条约》中设立了分别由三名、五名和六名成员组成的3个仲裁法庭，规定将“一切由外交谈判解决不了的分歧”交由它们裁决，从而为英美两国在一战前通过的最终全面仲裁条约奠定了基础。在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上通过的仲裁条约各主要条款基本上是对年英美仲裁条约的重复，连同英美仲裁条约一起对美国处理与英国及其他各国的纠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化认同的拓展深化

　　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中为人所议论最多的也许就是英美两个民族之间相通的文化心理层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这里主要从文化的亲近感和意识形态的趋同两个角度对此进行梳理。 　　1.割不断的血缘与文化联系 　　美国学者鲍尔斯(H.H.Powers)在其《美国与英国》一书中开篇点题：“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我们民族起源于英国……我们的语言也不是其他语言的混合，而是英语……因此正确来说，我们的国家和文明都源自英国，我们民族中其他非英国的因素都没有保持住原有的形态，而是被英国模式所完全同化。” 　　美国在建国前的一百年和建国后的一百年间，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始终占据社会生活和政治的主流地位。英国散文文体和小说的传统在很长时间内依然主导着美国文学艺术的风格，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人英国式的审美及思维习惯。美国人继承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更加承袭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传统，接受了经验的、实证的思维习惯和风格，北美严酷的现实又迫使他们在崇尚经验和理念的同时，对现实主义抱积极态度。 　　在权力政治主导的19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中，以各种妥协机制为支撑建立起可预期的两国关系、尤其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显得不可思议。而英美两国在欧洲人眼中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特例。德国首相俾斯麦认为影响20世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操着共同语言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使它们两国的外交官、军事人员和政治家更加方便的交往，有利于在各个领域促进紧密的合作关系。语言的便利和血缘关系使两国很难产生误判，从而导致双边关系的剧烈恶化。 　　意识形态与政策思维的趋同 　　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强大的意识形态认同。如果说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还只是英国眼中的小兄弟，那么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和英国相对实力的下降，双方达到了某种思维认同层面的均势，从而催生出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 　　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在19世纪末推动了一种英美两国之间自发的纽带，主要产生于两个帝国扩张的第一线和社会精英人士的接触。自19世纪中叶生物学家达尔文发表其《物种起源》以来，进化论与优胜劣汰的生物种族观强烈冲击了欧洲的社会学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持这一观点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宣称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为了生存而必然产生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就是“适者生存”。而在美国，有关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至上的观点甚至更早便体现在“天定命运”论中。天定命运论者坚称，美利坚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拥有征服劣等民族的权利。年，美国记者约翰·奥沙利文在《民主评论》(DemocraticReview)上发表名为《天定命运》的文章，认为上帝赋予了白种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一项神圣的使命。40年后这股思潮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新大陆的传播接轨，很快被美国思想界所接纳，并发展为认为“在几个世纪内，英吉利种族将把北美大陆殖民事业继续下去，英吉利血统的人将居世界的统治地位，英语将成为全人类的语言”。 　　尽管英美拥有共同的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却并没有妨碍两国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内彼此憎恶。英国视美国为“文化沙漠”，美国则视英国为恃强凌弱的邪恶帝国，是“万恶之源”。然而这种情感在19世纪末也有所变化。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国内兴起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和宪章运动，在此过程中，一些颇有影响力的英国思想家们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崇备至，纷纷主张加以效仿。哲学家杰罗姆·边沁就曾指出，由于没有贵族、君主制这些渣滓，美国成为了一个到处充满民主、秩序、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国度。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也高度评价美国的普选代议制政治制度，认为它是现代国家的力量所在。尽管英国在政治体制上依然体现出美国人所认为邪恶的贵族制度安排，但英国国内的社会结构也在向着民主化和开放化的方向发展。著名的宪章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将美国的宪政原则和制度运用于英国，以确保法律服务于多数人的福祉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随着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广泛发行与传播，英国人在心理上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更强的共鸣。在该书第一卷出版后，英国的著名人士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拿骚·西尼尔立即联名称赞这本书是经典著作。而英国的自由主义的发展，包括在19世纪晚期的自由化政治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令美国人产生了亲近感。 　　不可否认的是，英美两国之间的和睦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两国精英阶层的密切联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其中的主要代表。罗斯福在执行强硬的对外政策时，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在美西战争中，罗斯福阅读了埃德蒙·戴莫林的著作《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性》。罗斯福把英国视为天然盟友，他把英国看做文明国家的代表，认为英美两国理所当然应该在建设文明民族主导的世界秩序上站在一边。作为肆无忌惮的亲英派，罗斯福最亲密的朋友圈里有许多英国人。正如罗斯福年写给洛奇的信中所说，他知道英国对美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威胁”。 　　罗斯福的密友亨利·亚当斯也曾写道：“看到我们民族感情的突然变化，我无比惊奇。直到年为止英国一直是我们最讨厌的国家。如今……我们似乎把它看成了我们的财产。” 　　我们应该看到，基于历史记忆上的英美血缘和思想意识形态认同有其客观存在的一面，但也有两国精英集团为其政治利益所服务和利用并加以放大的因素。正像英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大西洋两岸的知识分子和亲英团体就发现建立一个温和、自由和新教式的世界霸权符合并能满足他们的利益与追求，建构英美霸权和谐转移的神话与传统的需要于是便应运而生。

　　应该看到，英美两国能够在美洲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权力转移是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英国经过几个世纪世界霸权的辉煌，到19世纪末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无论从国际政治的表现还是从国力角度来讲都只能勉强维持大英帝国的局面，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日趋保守，变为以防御和维持现状为主。与此同时，美国19世纪末在国家发展上大踏步前进，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方向，使国力迅速得到增强。幸运的是，美国主要在美洲进行扩张，而美洲并非英国维护其世界霸权的主要战略方向，因此两国比较容易达成在美洲进行权力转移的谅解。而英美两国文化一脉相承、同宗同源，在盎格鲁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民主体制以及政治领导人物的密切联系上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话语，为权力的和平转移增添了更有利的砝码。英美两国在美洲以和平方式完成的权力转移见证了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没落和一个新霸权国的崛起，更加为二战后从英国到美国世界霸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对20世纪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来源：《史学集刊》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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