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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根据地民兵在军事训练之余，将枪支架在田间地头，又投入到紧张、忙碌甚至危机四伏的的农业生产中。

现代后勤保障涉及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战争中“粮草为重”的传统视野已难以涵盖机械化战争后的新形态。而在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中国，透视中共抗日武装的后勤补给状况，有助于人们深入体会中国抗战之艰苦卓绝。

图为华北三大抗日根据地形成示意图（局部）。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建立了十几个相互联结的根据地，组建了数百个“架子团”。鉴于敌后斗争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没有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引下，中共创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后勤体系。

图为年美国记者福尔曼访问敌后根据地时，与当地女孩一起纺线。

充足的粮草是抗日武装与强大敌人长期周旋的重要支撑。而根据地的粮食生产由于受连年旱灾、蝗灾影响，以及日军抢粮、扫荡的破坏，部队保障一度十分困难。为此，中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图为年初，阜平沙河畔，3名八路军女战士在为大生产运动积肥。

首先是鼓励开荒，发展生产。在当时完全“靠天吃饭”的落后农业条件与动荡环境下，增加耕地面积是提高粮食产量的最有效途径。以华北地区为例，年春耕时期，冀西各县开荒总数超过1万亩；太岳区开荒亩，公地熟荒恢复耕种约亩；太行区19个县消灭熟荒亩，开垦生荒亩。通过军民齐上阵的大生产运动，到年底，陕甘宁边区粮食自给率达到60%以上，年实现完全自给。

仅在南泥湾，到年，八路军旅就开荒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多头，不但完全满足了部队所需，还上缴了1万石公粮，足够1个八路军步兵团（约人）吃上1年。

图为美国记者福尔曼与几名根据地民兵愉快交谈。

第二是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年10月，冀太联办（注：中共于年8月1日成立的冀南、太行、太岳抗日民主政权）公布《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租额减少25%，地租不超过收获总额的37.5%，债务年利率不高于10%。减租减息本质上是一项社会改良政策，此举不仅争取到更多开明绅士加入抗日行列，更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使之生活有所改善，抗日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仅在鲁东南的滨海专区，年参军人数（人）就超过原计划（人）近2倍，而整个山东根据地，截至年全区民兵已达50万之众，是当时山东日伪军兵力的2倍以上。原本只有余人的八路军师，到抗战胜利也壮大为拥有近30万精兵的强大武装。

图为年7月，八路军官兵在观看北岳东线战斗中缴获的日军92式步兵炮。

第三是武装护粮＋战斗缴获。针对日寇抢粮行径，中共针锋相对。例如年5月，太行分局、师发布关于保卫麦收斗争的联合命令：“敌人抢粮计划数目很大，仅上党区即达50万石以上……我各地即应按收割时间，立即布置保卫麦收的斗争。”到了抗战后期，中共武装还主动出击，通过战斗缴获补充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

比如年8月，山东渤海军区部队发起利津攻坚战，毙俘日伪军余人，缴获粮食75万公斤及足够装备1个团的武器弹药。

图为晋察冀卫生部创办的制药厂，当时抗日军民卫生条件之简陋可见一斑。

如果说粮食是中共武装的血脉，那么军械是其克敌制胜的利刃。但在当时条件下，由于日寇疯狂扫荡、国民党军队的摩擦封锁，加上技术落后，中共武装不仅装备差，而且弹药奇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3个师4万多名官兵，仅有1万余支各色枪械，平均每支枪30发子弹。

1万多人的新四军，枪支更是少得可怜，被陈毅戏称为“长梭镖师”。新四军1师缴获了3门山炮，打1发炮弹得师长粟裕批准。放眼二战战场，无论哪个阵营，都找不到像八路军、新四军这样艰苦的军队。

图为根据地兵工厂在生产手榴弹支援抗战。

但困难再多、再大，敌后抗战都得坚持下去。为此，中共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军工保障方针，毛泽东在年11月13日致电各部队“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年3月，八路军建立了从总部到军、师、旅的统一后勤体制。其中，总部设后勤部，下辖供给部门负责军械物资的筹备、储存和供应，师、旅分设军械科，负责修理军械、收发并保存武器弹药和工作器具。此外，八路军还着力加强军工和兵站建设。

以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兵工厂为例，年为配合百团大战，该厂主动延长工时至每天20个钟头，创造了月产手榴弹20万枚的奇迹。而著名的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截至年11月已生产步枪多支、掷弹筒门、掷榴弹2万多发，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

图为年美国记者福尔曼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八路军在山区用马匹携带物品以加快行动速度，沿途重要路口/隘口还部署有站岗的民兵。

兵站和道路建设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后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各敌后根据地主要任务是破交斗争，但在转入反攻后，运动战增多，道路建设随之加速。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年，边区首先修筑了延安至延川王家屯40千米的交通干道，使咸榆公路全线可通汽车。年，边区动员民众修通了延安至安塞的大车路，年又扩展至龙石头及茶房川。年修通了延安至沟槽渠的交通道。年完成庆定、庆临、延临、延志、延靖及清涧等地交通网。

图为工人们在太行山上搬运锅炉，以便建立抗日根据地兵工厂。

与此同时，八路军兵站体系也逐步得到发展。年3月，八路军后勤部长杨立三在晋东南成立总兵站部，沿交通运输线对八路军进行物资供应、转运等综合保障，并根据战场环境分设基本兵站、随军兵站、游击兵站和先遣兵站。年百团大战第一、二阶段，晋中地区就依托兵站网为前线部队转运军粮1.4万石、电线杆1根、柴草余万斤、军鞋3万双、蔬菜2万斤、羊0多只。

图为二战时期的美国轰炸机生产线。

后勤的本质是经济战，是综合国力的比拼，这一点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尤为明显。早在战前，盟军的综合国力就已远超轴心国集团，比如年，美、英、法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6.1%，而德、日、意仅占20.4%。此后，随着战时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盟军很快在军事上夺回优势。年二战全面爆发时，美、英、法的煤炭产量就已达到德、意、日的1.9倍，电力和钢产量均超过德、日2.9倍。

战争期间，英国率先将雷达用于防空作战，美国则研制成功了计算机，耗资25亿美元造出了原子弹。到年，美国已经可以年产飞机4万架、坦克2万余辆、每个月下水1艘航母。而轴心国的军工生产却日益穷途末路，日本由于钢供应不足，战争末期干脆停止了轻型坦克生产，德国的核武计划也胎死腹中。

图为年位于德国卡塞尔的坦克厂，左边是装有毫米火炮的StuH42自行突击炮，右边是装有75毫米火炮的3号突击炮（G型）。

具体以苏德战场来对比，“巴巴罗萨”行动前，德国的战争机器已高速运转数载，至年，其武器产量增加54%，液体燃料产量增加2倍，合成汽油增加7倍，机床总数是苏联的1.5倍，铁路运输量比苏联高1倍以上。即便到了年，纳粹德国仍可造出足够装备个步兵师和40个装甲师、万人的新武器。

正是依靠强大的后勤保障，德军在侵苏战争初期占尽优势。

图为描绘库尔斯克会战的画作。

但随着战局发展，转入战时轨道的苏联开始发力。以空军装备为例，到年，苏联飞机产量已超过德国，而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共有25种新飞机（含改进型）、20余种航空发动机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

年，苏军部队新武器比例大幅提高，火炮为83%，轻武器为42.3%，空军武器为67%，坦克为80%。苏联火炮年均产量是德国的1倍多，反坦克炮多1.6倍，迫击炮则多近4倍。战功显赫的毫米榴弹炮，从设计到大规模制造仅用了45天。

到年，苏联坦克月产量超过辆，而德国的最高产量才辆。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的优势地位更加牢固，平均年产2.7万辆坦克、3.4万架飞机、近21万门火炮和迫击炮。

图为二战“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晤。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之所以能够顶住纳粹德国的第一波疯狂进攻，并迅速恢复军工生产，与“民主国家兵工厂”（罗斯福语）——美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早在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世界大战在即。

1月28日，罗斯福要求国会拨款建立一支能保卫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海军。3月，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秘密举行大规模军演，参演舰艇数量达余艘。5月1日，美国又举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海空演习。

慕尼黑会议后，罗斯福又于年1月要求国会批准追加近14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加强巴拿马运河区及夏威夷沿海的防御设施。同年4月25日，美国通过海军航空基地法，规定在夏威夷、波多黎各、阿拉斯加、帕尔米拉和美国本土海岸，新建、改建11座空军和潜艇基地，以此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好充分的后勤准备。

图为苏联空军第19战斗机近卫飞行团装备的美制P-39“飞蛇”战斗机。

因为该机由英国“转手”而来，所以保留了皇家空军的涂装。据统计，苏联在年12月至年2月间共接收了架P-39战斗机，其中架参加了战斗。苏军获得的P-39的数量占到盟军援苏所有战斗机总数的36%和所有军机数量的27%。

图为苏军工兵正在清理地雷和铁丝网，以便让后边的一队运输军用物资的美制斯图特贝克中型卡车通过。

通过年和年两度修改中立法，美国批准武装商船，并允其前往交战国港口。年1月，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租借法案，请求国会拨款70亿美元，计划到年6月，为英国、苏联和中国分别提供架、架、架飞机。这一切极大地缓解了反法西斯前线国家在战争初期的后勤保障困难。根据年9月底商定的援苏方案，美英等国从年10月初至年6月要供应苏联大批军需物资，其中仅坦克用装甲钢板就多达每月1万吨，可供造出至0辆T-34/76坦克。

对于西方援助的重要性，就连赫鲁晓夫都承认，“若无美国的食品，我们撑不下去”。二战期间，美国共向苏方提供了10万辆该型卡车。

图为盟军运输机正准备穿越喜马拉雅山脉。

但在大战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和德国潜艇实施的大西洋绞杀战阻挠，美国的全球后勤保障体系运转得并不顺畅。为此，美军于年对后勤指挥体系进行大改组，新设7个下属部门：军械部、军需部、卫生部、通信部、化学部、工兵部及运输部，负责调配美军的物资供应和运输。

美国还编织了一张横跨7大洲4大洋的战略交通网，主要包括：在格陵兰和冰岛建立海空基地，开辟越过北大西洋的航线；向南经西印度群岛、巴西、非洲北部到达埃及、伊朗及印度；供应苏联的后勤路线有3条，即经大西洋到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汗格尔，经太平洋到海参崴，经伊朗铁路到里海地区；运往中国的货物经大西洋、非洲、印度再到中国。

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美国又专门成立了空运司令部，著名的“驼峰航线”就是由其开辟的。

图为年二战末期，美军“海蜂营”在冲绳修建基地。

战争进入年后，美军征召的新兵大都编入后勤部队。以美国陆军为例，到年战争结束时有作战部队.1万人，而后勤部队也有.8万人。

在亚太战场，美军除海上舰艇补给外，还利用珊瑚礁修建临时前进基地，组建“后勤支援团”，并成立了专门修建各种后勤设施的“海上蜜蜂”工兵营。该营在太平洋战区修建了大量仓库、机场、油库等后勤设施。到年，仅太平洋战区就穿梭着余艘勤务船。

图为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照片，充分展示了当时西方盟军的强大后勤保障能力。

在欧洲战区，后勤的重要性更为凸显。例如，诺曼底登陆前2年，盟军便着手开展后勤准备工作，为万大军囤积了大量物资——万平方英尺的隐蔽部、仓库和商店，9.4医院床位，35万平方英尺的停车场，2万多节车皮，英里铁路及个飞机场。

登陆战期间，美军1个月便更换了汽车辆、坦克辆、武器3.6万件等。强有力的后勤支持保证了盟军反攻欧陆最终取得成功，前者也因此被称为“战争史上最惊人的后勤计划之一。”

图为年，日军在广州海珠桥头盘查过往行人时，用刺刀逼迫一名携带较多行李的中国男子下跪。

二战德军的后勤保障已在上文提及，且苏德之间的后勤比拼主要是2个欧洲工业强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故不再赘述。反观轴心国阵营，倒是日本因综合国力较弱，其后勤保障中“以战养战”的特色最为明显。

图为年刚下水的日本航母”赤城“号。

有资料显示，年日本各种军需品原料的自给率分别为：铁砂23%，铜59%，铝30%，铅8%，棉花20%，煤油8%，锌29%，锡29%，羊毛5%；石油、橡胶、镁、锑等几乎完全依赖国外进口，而生丝、油料、煤、盐、大豆、生铁、谷物等历来依靠从中国输入。

而同时期（年），日本的军工产量已达到年产作战飞机架、大口径火炮门、坦克辆、汽车9辆的水平。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国情注定日本要靠掠夺为对外扩张“输血”。

图为侵华日军的行进纵队，可以看到其中长长的辎重队伍。

“以战养战”政策便是日本在侵华战争转入长期化过程中，为解决国力衰竭、补给困难、战线过长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国策”而确立的战争指导和经济掠夺政策，其本质就是通过在中国占领区实施残暴的经济战，填补自身维持长期侵略战争所产生的巨量物资消耗。

图为日寇占领北平城。

具体手段上，首先便是控制金融业。日军占领东北后，劫收东三省银行并大肆掠夺黄金、白银。年设立伪满中央银行，将原东北的官银号变更为伪中央银行的分支行。

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的14年中，从东北运出黄金9万两、白银15.38亿两，相当于中国“康乾盛世”（按岁入0万两白银计算）时期50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这些黄金、白银大部分被运往英美等西方国家，用来换取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满足日本“以战养战”的战争需求。

图为年南满的一段铁路线。

其二是控制交通运输业。日本控制了全东北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以便掠夺当地物资、修建军事基地和向关内输送军需物资、兵源。第三便是掠夺战略资源。年，满铁在鞍山设立昭和制钢所，年产能就达到生铁70万吨、钢28万吨，约占日本当时钢材产量的3成以上。另外，日本利用东北的铝，年产近千架飞机，大都用于侵略战争。

图为日寇欢呼攻占汉口火车站。

“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在华北、华东、华中陆续展开。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加紧拉拢汪精卫集团，年9月，日本制定了《日满华综合开发纲要》，按照“经济一体”方针，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以支持其战争消耗和实施南进政策。

图为日本97式轰炸机空袭重庆。

举例来说，从到年的5年期间，日本共在华北劫掠劳工余万人，为其军工生产充当苦力。年10月，日本成立“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2个专门负责开发掠夺的侵略机构，并分设18个和13个分公司，它们掌握了中国北部与中部沦陷区的交通、电信、航运、煤铁、盐业、水电等实业。

而8年侵华期间，日军至少从中国征走万吨大米与万吨小麦，这还不算粗粮。而这2组数字，已经超过国民政府抗战期间的粮食征购（借）数目。

图为背井离乡的中国难民。

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超经济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即便在生存条件相对宽松的沦陷区大城市，比如北平城，中国人有钱也不准吃大米、白面，只能吃瓜子皮、花生皮磨成的杂合面，许多中国孩子因此被饿死。普通上海百姓吃的主粮，则是日伪配给的碎米、苞米粉和少许面粉，里面夹杂大量石子。

图为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供应宜昌援军的鄂西民夫运粮队正跋山涉水，向前线艰难行进。

而在国统区，高官都未必能吃饱饭。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曾赴蒋介石官邸用餐，9人4菜，根本不够吃。一线部队的中国士兵普遍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就连号称饮食标准最高的驻滇远征军，也不过每人每月1斤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