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道士，意指“毛利3到4%”的产业。

我在台湾资讯科技业里混了10年，而那段日子刚好是此产业兴衰的转戾点，科技业的“茅山道士化”，已是至少10年前的事了，离开此产业的主要原因，就是认为利润如此微薄，这行业的人却束手无策，只能被过去的成功模式所制约，故而看衰矣。

这几年，台媒的经济版面不断传出台商撤离大陆的风潮，粗估至少已有逾家企业撤出，台商保守估计这两年撤出的资金至少也有亿新台币。在商言商，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问题，不赚钱就只能离开，但若从整体台商产业来看，问题在于“为啥不赚钱”？

简言之，劳动力成本攀升，环保与金融等法规缩紧，本土商加入竞争，台商过往在大陆的利基，一一消失，无法适应的厂商只好纷纷离陆回台，还造成好几波因资金撤回，而让新台币汇率成为全球独强的怪象。

台湾之所以这两年常常谈到“创新”，其实与大陆台商的困境脱不了干系，毕竟两岸产业链曾经盛况空前，目前的急转直下，问题出在没有“创新”。持平而论，赚不到钱甚至赔钱，是因为你没有积极适应大陆的变化，早年大陆政策的利多，让你过得太舒服而没法改变。这现象也不是台商独有，全世界的生意人都要面对同样的挑战，达尔文的洞见也适用于商业竞争，适者生存。

关于过得太舒服，以致无法改变，有很多不错的讨论，可以长见识。

明朝的高度平衡陷阱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许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是著名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NoelJoseph)所提出的问题，身为科学家，李约瑟特别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扎实的研究，故而对于科学与工业甚至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抢先发展，感到疑惑。而这个问题也迅速传开，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之后，史学领域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研究者纷纷提出不同的看法，特别集中在明朝。这个朝代的中国，生产、消费与人口都出现大规模的增长，而此前的宋朝，科技表现在全球领域都属于前列，元朝又拓宽了经贸通路，所有条件都显示中国应该能先发展出工业与资本主义，却让相对落后的西方文明超前了。

李约瑟难题之解，众说纷纭，有认为官僚体制过于僵化的，有说儒家思想限制的，有主张明朝突然停止了欣欣向荣的海上贸易的，也有认为明朝废纸币，推行白银所衍生的税制问题等等。其中，最令笔者着迷的是“高度平衡的陷阱”一说。

此论述由英国经济史学家伊懋可(MarkElvin)提出，主要的论点是，由于人口大幅增长的压力，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农产剩余减少，导致劳动力愈来愈廉价，而土地换来的资源与资本愈来愈昂贵。然而，中国当时有先进的农耕与运输技术，故而农民与商人在面对货物短缺时，最快的因应之道，不是研发机械式的生产技术，而是更有效地利用廉价运输与有限资源，以维持经济活动。

简言之，正因有效地运用了自己的优势而存活，反压抑了大规模改良技术的诱因，最后丧失工业革命的契机。另一方面，明代过度发达的?高竞争低利润?市场经济，也造成了低资本剩余，以致无法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换成最简单的白话就是：过得太舒服，以致无法改变。

明代的经济，取得了高度的平衡，虽不致于称为“均富”，但商人阶级的抬头，却是推动经济平衡的重要关键，这现象使得农业产出得到了最大的效益，而产生了“高就业低收入”的农商社会。

无论是国家或个别企业，能存活总有其成功的生存模式，按行得通的路径走是当然的，但外在环境的变化，常常可能淹毁了前方的道路，而行走者若看得不远，被其他国家或企业超越，甚至惨遭灭顶，也就不奇怪了。

现代日本的高度平衡陷阱

类似的状况，也在现代日本出现，这个大经济体在一度高速发展后，取得了产业，政治与金融的平衡，却也因为这种平衡而趋于保守，在“太舒服而没法改变”的政经结构下，陷入停滞。最近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经济舵手竹中平藏接受中国记者的访问，就提出了这个有意思的日本现况。

日本第一个“失落的十年”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在众多经济学解释中，“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比较为人所熟知的理论。简言之，经济泡沫破裂后，资产价格也骤降，众多企业与家庭处于负债状态，自然将盈利或所得大部分投入还债，而非消费。当企业减少借贷而致力于偿债，金融业就受冲击，当家庭大量减少消费以偿债（如房贷），国内市场经济就受重创，以致经济环境陷入多重恶性循环。

这种恐慌性的荷包紧缩，即便政府祭出零利率措施，民众也不愿将钱从银行提出来消费，就算加码推出负利率措施（钱存银行，还要给银行利息），民众顶多将钱提领出来，藏在家里。前几年日本保险箱产业成为大热门，就是这种现象的效应。货币政策无法刺激景气的现象，在经济学里称为“流动性陷阱”。

日本第二个“失落的十年”发生在本世纪初，主角是通货紧缩。在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泥淖后，消费紧缩所产生的恶果便是物价持续下跌的通缩，市场以降价维持买气，使得民众因为有预期降价的心态，而延迟消费。另外，日本快速地老龄化，景气又持续亮红灯，前景不明使得老年人当然紧缩消费。问题之所以严重，乃因日本家庭高达18兆美元的储蓄，大多掌握在老年人手中。

恶劣经济环境，还得搭配日本的两个问题，才足以解释目前的停滞。其一，日本曾经具有强大的输出产业。其二，许多效率低落的国内企业，没有被市场淘汰。

竹中平藏坦承，日本缺乏竞争，创业率低，企业破产率也低，以致产业的新陈代谢速度迟缓。为何日本政府希望企业破产率提升？因为破产代表企业适应环境的能力低落，过低的破产率加上低创业率，就显示整体竞争环境的弱化。简言之，大家都在过往的成功模式里舒服地运作，当大环境改变，政府不得不提出改革政策，但利益被牺牲的企业就联合运作抵制改革，以避免破产。而其背后，就是政商勾结的贪腐。

这就是一种高度平衡陷阱。

日本只有2%的移民，不足以解决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竞争力难以提升的问题，一般日本民众的一生，就是拼学历，一生都待在同一家企业，直到退休。没有什么移民会来抢工作，逼你居安思危，这种安逸的结构，大多数人民并不想改变，直到整个社会再也撑不住这一滩死水的现状。

台商大撤退是好事

当然，解读李约瑟难题与日本停滞的文章有很多，“高度平衡陷阱”只是其中一种，或许尚有争议，但在笔者看来，用以分析大陆台商是非常贴切的。

大陆台商大约三种：科技业，传统产业，服务业。

所谓“茅山道士”指的是科技业毛利3%-4%，这是一种什么体验，大概只有科技人懂得。这种产业的生存之道只有三项：稳定而大量的订单，持续的技术提升，永不嫌麻烦的降低成本。早期，台湾科技业在大陆设厂，接国外订单，适应不断提升的技术环境，都是生存基础，而台湾特有的代工生态，练就了一身降低成本的管理功夫，其主因就是代工的利润难以提升。

细致的成本管理是为何郭台铭能拯救夏普的主因，但唯有掌握品牌，才有高利润的可能。所有代工厂都做过品牌梦，可纯靠自己建立品牌，风险极高，时间很长，成功率亦低，手机厂HTC的垂死挣扎，就是显例。所以大部分做品牌失败的厂商，还是不得不回到代工生涯，以降低成本为职志，以超低毛利为日常。

低毛利战争，让台商难以安逸，拼命想办法降低成本，或提升自己的设计技术作为附加价值，以扩大利润。但技术是比较容易被超越的，成本管理得再细，也难以填补不断上涨的劳动成本与日趋紧缩的环保法规。故而当投资地区产生了本土竞争，台商所遇到的是多重挑战。一旦全球商业环境不景气，订单减少，技术又无法持续攀顶，“茅山道士”自然死得死逃得逃。

类似状况，也产生在传统产业，虽然这种行当的利润较高，但价格较低，难以形成如科技业般的高营业额与高技术门槛，其生存命脉更依赖低工资与低环保要求。30年前，这些产业在台湾工资提升时，就只能往大陆与东南亚移动，并一度欣欣向荣，当时科技业发达的台湾，也没想到结果是做泡面的买下了大楼，做米果的买下了大媒体。但此光景没几年，当初在台湾的“黄昏产业”，现在在大陆又再次面临黄昏。

有媒体形容，台湾企业狼性丧失殆尽，在大陆全面崩坏，其所举的例子，却是食品服务业金钱豹国际美食汇。换言之，三种台商全面性地陷入困境。

年的金融风暴，让全球需求萎缩，台商订单减少，技术被崛起的本土业者追上，加上不接地气，对大环境的改变反应迟缓，因而面临多重冲击。沉湎在过去的成功经验中，丧失狼性，理所当然要被淘汰。曾经盛况空前的东莞0家台商，如今萎缩到不足家，在“人口红利”必须转型成“人才红利”的压力下被KO，撤离者似乎都没有预测到大陆向前走的必然，要不然就是明知趋势，却束手无策，没有勇气跳出窠臼。

媒体当然有夸张的倾向，这种论断虽然切入要害，直指台商的软肋，但没提的是，同样的状况，或许也会发生在本土企业里。谁能果断地漠视自己的成功模式，猛往高风险的远景里冲呢？本土企业在站稳脚跟后，也要小心避开“高度平衡陷阱”，被新的竞争对手所取代。受人圈养、终日饱食的狼，终究与狗并无差别。

不过看明朝与日本的例子，企业的汰旧换新，也是产业健康的指标，代表竞争活水不断涌入，大家都努力适应新环境。

在台商抱怨连连的背后，我不禁想，你们转进东南亚，迟早也会面临同样的局面，发展中国家也会进步，劳资问题、环保问题、产业转型问题，都是发展中必经的历程，尤其，在一带一路中，中国经验对沿线国家将会是重要的示范。

高度平衡陷阱，确实是个迷人的设想，但即便企业与个人懂得居安思危的道理，在舒适圈里要跳脱自己的成功模式，实属不易，只有经历挫折挫折再挫折，才有大破大立的动能，重拾狼性。

所以，惆怅撤离，对大陆，对台商，都未尝不是件好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附：

夏仁巍：不拥抱中国，英国只能继续茫然下去

一百多年前：

美国：自由贸易万岁。苏联：工农终于当家做主了。英国：这是帝国最后的荣光。中国：省点钱给老佛爷修园子吧。日本：皇国兴衰在此一举。今天：中国：自由贸易万岁。美国：工农终于当家做主了。俄国：这是帝国最后的荣光。英国：省点钱给老佛爷修园子吧。日本：皇国兴衰在此一举

7月7日，参加G20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强调，中英双方必须“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有鉴于此前两国外交部门就《中英联合声明》针锋相对的表态，此处的“异”所指何物不言而喻。

习主席此番表态可以说一语中的。英国作为前超级大国，实力自年达到巅峰以来，在整个20世纪持续衰落，不但丢掉了帝国也丧失了世界主导地位，然而却未能在国际舞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新角色。年，英国一改长期“向后看”的外交政策，前瞻性地确立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大方向。然而不出所料，英国刚迈出一步很快又退了回去。为避免21世纪成为英国茫然不知所从的一百年，英国必须回到中国身边。

对英国而言，20世纪是一部庞大而痛苦的衰落史。世纪初的英国还是全球性超级大国，拥有最辽阔的帝国，英镑是国际贸易的主流货币；而世纪末的英国，已经只是欧洲海岸线以外的小岛了。

年到年这段时期标志着英国的衰落。其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头号超级大国，美元逆袭英镑成为主流货币。债台高筑的英国光在二战期间就欠下了亿英镑债务。不过，当时的英国在国际社会仍然拥有深远的影响力，年的英帝国仍统治着全球20%的人口。当然，随着超级大国地位不保，英帝国很快走向了崩解。

年的印度独立标志着英帝国崩解的开端，印度不但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更被称为“英王王冠上最明亮的宝石”。在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之后，民族自决的洪流再无可阻挡，于五十年代横扫南方国家，殖民地接连不断地宣告解放。去殖民化进程终于在年以《中英联合声明》划上句号，耗时数百年建立起来的大英帝国在37年内土崩瓦解，只剩下几个边缘小岛。

至此，丢失帝国的英国不得不在全球政治中寻找新位置，然而这个角色从未真正确定下来。历届英国政府都没能展现创造力和前瞻性，反而不断退回早已过时的思维范式。

英国先是力图通过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维持自身超级大国地位，在某些情况下这也不失为聪明之举，比如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美国总统肯尼迪达成《拿骚协定》，为英国争取来可携带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但总体而言，英美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只不过是表面文章，比如年美国在未征询英国意见的情况下，便对英联邦国家格林纳达悍然入侵。其实，“特殊关系”主要还是英国自欺欺人的说法，它以为这样便能保住世界强国的地位，像百年前那样“称霸海洋”。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对英国来说，抛开冠冕堂皇的“特殊关系”，努力成为领导欧洲的强国才更顺应后帝国时代的历史规律。本来，此举可保英国世界地位数十年内无虞。当时，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经济规模庞大，增长迅速，可惜英国领导人无法接受这套新逻辑。出于惯性，他们仍然把英国看作超级大国，对旧日帝国抱残守缺，从未摆正自身作为欧洲强国的位置。

英国受累于几百年沉淀下来的岛国心态，无法正确认识欧洲大陆。早在年，西德和法国便主导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打下泛欧洲联盟的基础，但直到年姗姗来迟的英国才加入欧洲共同体，此后也反复对欧洲身份表现出纠结的心态。

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期间，对欧洲的态度尤其强硬，导致英国被看作欧共体里的“老鼠屎”，削弱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如果英国能早些在欧洲发挥正面作用，或更积极承担欧共体义务，或许今天能扮演类似于法国、德国的角色。英国既然无法抛弃旧的思维模式，那么自然永远难以成为欧洲的领头羊。

因此到了年，英国几乎丧失了从前获取权力的所有手段。帝国一去不返，经济江河日下，而伤害英国最深的还是45年无法找到新定位的迷茫。整个20世纪，英国仿佛一名被抛弃的妇人，迫不及待想另寻新欢，却总割舍不下心头旧爱。

到年之间，英国衰落速度之快无以复加。首先，“联合王国”几乎被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拆散；年的脱欧公投则是英国长期衰朽的结果。先后丧失了超级大国地位、帝国疆域和“特殊关系”，英国决定放弃在欧洲占据的一席之地。脱欧标志着英国衰落这部大戏迎来了灾难性的最终章，堵死了进步的通道。更可怕的是，许多支持脱欧的公共舆论显示，即使经历了失魂落魄的20世纪，英国还没摆脱陈旧的思维范式。脱欧者“夺回主权”的言论仿佛带人回到了英国称霸海洋的19世纪。因此，英国目前仍处于持续百年的身份认同与国家方向双重危机当中。美国前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曾于年说，“失去帝国的大不列颠尚未找到新的角色。”此番评价今天听来更显得是真知灼见。

不过在脱欧之前，年英国曾迎来一段短暂的窗口期。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和财相奥斯本逆转英国百年来的外交逻辑，在接触欧洲之外更出人意料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乔治·奥斯本在讲话中提出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并准备在年之前将中国提升为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突然之间，英国领导人开始以创造性思维定位英国的全球角色。英国之所以想推行“中欧两手抓”的政策，是因为欧洲虽是英国头号贸易伙伴，但过去十年里欧盟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反观中国则在至少保持着7%以上的增速，未来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卡梅伦和奥斯本没有退回陈腐的旧范式，而是锐意开辟新路线，可谓开窍恨晚！

英国本应严肃思考自己未来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然而可惜的是，它又一次落入了旧思维的窠臼。脱欧派获胜后，特雷莎·梅取代卡梅伦和奥斯本掌权，英国又一次对全球定位采取狭隘、倒退的视角。

脱欧之后英国两大潜在自由贸易伙伴浮出水面。第一个是澳大利亚，可以说是对梅首相“全球英国”绝佳的讽刺，毕竟这块前殖民地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只排第13位。另一个选项更加糟糕，那就是美国，它似乎成了后脱欧时代英国最大的希望。这无疑是朝着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倒退。特雷莎·梅不久前在讲话中老调重弹，再次提及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总结下来就是，一个缺乏民主授权的领导人，暴露了她无比空洞的英式思维。

如前所述，即使在英美“特殊关系”最受重视的年代，它也不过是英国自欺欺人的幌子，只能用来逃避国力衰弱的现实。更何况，与英国确立“特殊关系”的50年之后，今天的美国也经历着严重的政治衰朽，如今特朗普上台，连美国自己的自由民主体制都受到了威胁。现在选择朝美国靠拢，绝不是个明智的主意。

更糟糕的是，尽管与中国共建“黄金时代”是英国脱欧后的最佳出路，英国方面却显得比较冷淡。这种冷淡从此前特雷莎·梅对欣克利角核电项目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她先是因为怀疑中方投资可能有国家安全隐患而暂停了项目建设，恰巧呼应着英国社会上泛起的某些“黄祸论”沉渣，与前任财相奥斯本的远见形成鲜明对比。

此后，英国又妄言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已经失效，导致中英两国关系吃紧。习近平主席“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提法完全正确，双方必须搁置意见分歧。对英国来说，香港无足轻重，绝不可任凭它给英国通往未来之路添堵。更吊诡的是，英国居然批评中国不让香港实行“民主选举”，这是怎样的历史健忘症？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年里，28任港督全部由英里外的伦敦直接任命，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英国还指责中国违反人权，再次暴露了自己的历史健忘症。整个20世纪，英国以英美之间“特殊关系”为豪，然而美国长期资助沙特等专制政权，推翻智利的阿连德、伊朗的摩萨台等民选政府，近年来又爆出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丑闻。与之为伍反映出英国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

英国再这么自以为是下去真的不行了。特雷莎·梅——最好是科尔宾——政府必须发挥创造性思维，为英国打造21世纪的新角色。英国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而要努力朝亚洲和中国靠拢，把目光投在高速增长的国家，千万不要在旧世界固步自封。英国最好能成为通往亚洲和中国的贸易门户，这将大大缓解后脱欧时代的艰难处境。而要达成这一点，英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和定位。这是英国早就应该完成的功课，却从年起一直拖到现在。

向亚洲和中国靠拢是使英国重新伟大的最佳选择：英国必须发挥能力，塑造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独特的先锋角色。否则，如果英国无法对自己的身份和未来进行创造性思考，将面临同样茫然的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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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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