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冬川豆

　　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问：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那就是，您曾经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了十年法医，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份工作跟现在所做的学问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选择上做出了这样大的转变呢？

　　阿姨：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我运用策士的智慧，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对我来说，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可以接近零成本地跨越不同门槛，就像随便换衣服一样。我对任何服装都没有价值和感情上的牵挂，仅仅为了娱乐就会换衣服。我真正关心的，是我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我除了取乐和炫耀以外，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却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英国作家、文学评论者以及神学家）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文化当然也要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汉书》记载：“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无）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以闻。上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有张衡一类偶尔产生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欲落在红炉上。

　　问：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特别是维、藏这两个西部边陲民族同中国执政当局以及汉人的矛盾日趋激烈化，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阿姨：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内亚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前者是中国整体的失败，后者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柯尼斯堡位于桑比亚半岛南部，普列戈利亚河河口，年由条顿骑士团为纪念与骑士团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波西米亚国王普热米斯尔·奥托卡二世所建立，在德文中柯尼斯堡即“国王之山”。柯尼斯堡曾是德国文化中心之一，伊曼努尔·康德、E·T·A·霍夫曼和达维德·希耳伯特都曾在此居住过。年根据波茨坦协定，德国东普鲁士领土约三分之一划归给苏联，其余部分划归给波兰。年7月4日苏联将其瓜分的部分德国东普鲁士领土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州，柯尼斯堡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市），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加里宁格勒位置图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地方政府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但中国全都是这样。

　　年的胡志明小道

　　问：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阿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民国初年历任新疆都督、督理新疆军务、新疆督军、督办新疆军务善后、新疆省主席等职衔，主政新疆达十七年）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你以为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社会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者和领导人之一，文化霸权论提出者。文化霸权也称文化领导权，即一个社会阶层，可以通过操纵社会文化——信仰、解释、认知、价值观等，支配或统治整个多元文化社会，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会被强制作为唯一的社会规范，并被认为是有利于全社会的普遍有效的思想，但实际上只有统治阶级受益）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山姆·德·尚普兰发现新法兰西，今魁北克市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魁北克原是法国殖民地，民众亦大多讲法语，这与说英语的加拿大其他地区有显著的、相当大的不同，部分民众也一直寻求独立，并于年、年两次举行公投，但均未通过），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长期以来，掌握南联盟政府的塞尔维亚民族（塞族）对占有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多数人口的阿尔巴尼亚人（阿族）实行不公平对待政策，导致阿族强烈要求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出去，但塞族视科索沃地区为发源圣地，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分裂肢解国家。此后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开始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并于—期间与南联盟政府开展了英勇激烈的抗争，后在北约的军事干涉之下，科索沃获得独立）。

　　问：同样还是民族问题，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而言，其中有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中国一旦实现了民主化，像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可能会闹分裂，而这样的局面是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当然，您也曾经说“大一统”是个陷阱，但我想对此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能否结合这个问题再谈一谈您的这个观点？

　　阿姨：如果你用分裂、而非独立的辞令，那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爱好者。请注意，这里的民主只是中性词。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德佩卡尔（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印度宪法之父，印度“不可接触者”即四大种姓之外的“贱民”领袖，现代印度佛教复兴倡导人）（他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力主印巴分离。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印度；印度要么不再有民主，要么不再有国家。邱吉尔很高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自己决定滚蛋，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两党政治的和谐。本?古里安（-，以色列国父，年本?古里安回到巴勒斯坦后，于年组织以色列总工会，年创建以色列工党，组织开展独立抗争运动，以色列独立之后，于年1月25日当选为第一任以色列总理）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肯吞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心怀贰志的外邦人无异于颠覆行动。你能想象美国人渴望吞并中国，然后让中国人做他们的总统么？民主需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而邦国肯定要划分边界。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钱镠，-，字具美，浙江杭州临安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立人），割裂帝国的疆土。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如果吴国的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就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杭州和泉州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最后，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人们忽然发现，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奥兰治亲王和拿骚伯爵，尼德兰政治家和军事统帅，联省共和国执政，年领导联省共和国军队，投入三十年战争，先后攻陷了西班牙统治的克格罗洛、斯海尔托亨博斯、马斯特里赫特、胡斯特等，并于年与法国结成同盟，最终迫使西班牙年1月与其签署尼德兰-西班牙和约，结束八十年战争，荷兰正式独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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