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资本主义转型（下）

上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资本主义转型（上）

文

苏沃洛夫

部分参考资料

《TheorizingtheWestphalianSystemofStates》BennoTeschke

《 主义国家的系谱》特里·安德森

《图说天下：德国》

01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王族外交

上期我们说到众多新兴的 主义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逐渐形成了“均势制衡”与“地缘政治”这两大重要理念，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体系下国际关系的一些其他有趣的现象。正如前文所述， 主义国家是通过君主人格化的，正是由于唯有强权可以保持国家间的地缘均势，加之以旧贵族与新型资产阶级纷纷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君主以“仲裁”二者的均衡，因此君王们才能自信地高喊着“朕，即是国家！”等高雅言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的国际关系往往倚仗于王族之间的个人关系，国家间的外交即是“王族外交”。

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王族们给各国都排了个座次，君主们的排名依次从上到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便输了战争也能骄傲地排在首位，紧随其后的是“最为基督教的”（一跃成为欧陆豪强的）法国国王。再往下，世袭君主的位次高于选举产生的君主，共和国的位次低于君主国，非王室血统的贵族与自由城市依次排在后面，因此英国各城邦、德意志诸侯的地位大为削弱，而一些实际重要性与名头不相匹配的国家，如荷兰及威尼斯，在排名问题上也产生过严重的冲突。沙俄的彼得大帝在年称帝不仅在维也纳引发极大愤恨，因为维也纳不愿看到欧洲出现第二个皇帝;英国也同样不满，直到年才承认其称号;而法国直到年才最终承认。

神圣罗马帝国是年至年在西欧和中欧的国家[2]，版图以现德国为核心，包括一些周边地区，在 时期包括了意大利北部、勃艮第和弗里西亚

在现代人看来，这无疑是戏谑的，但当时对名誉和尊严的焦虑不应该被视为在仪式方面的吹毛求疵，而应被理解为在王朝国际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对地位竞争的产物，因为王朝国际社会中等级的概念尤为突出。接受外交会议中的较低席位等同于承认地位低下，从而会对继承竞争的排位问题产生实质的影响，这无异于默认在国家均势中的次等地位。因此在语义表达上，王朝的辞令总围绕声誉、荣誉和尊严等就不奇怪了，这也解释了为何大多数国际争端总发生于王朝的声明之后”。

第二个现象是王朝间的联姻。众所周知的谚语“你，幸福的奥地利，结婚去吧!”不仅只是针对奥地利的政治格言。王室与贵族头衔通过婚姻的结合将社会层面上最不相干且最不同的地区“捆绑”在同一个政治空间内。欧洲政治首要和优先的内容并非国家事务，而是统治者家族之间的事务——哈布斯堡家族、波旁家族、斯图亚特王室、霍亨索伦家族、罗曼诺夫王朝、拿骚家族等名号如雷贯耳。

由于国家被视为君主的 产业，因此，通过个人的结合便可以得到所有权:如幸福的奥地利模式。因此，外交的 和平象征是联姻——虽然联姻与继承常常引发各国间的战争。这是一种“国家”可以迎娶“国家”的地缘政治秩序，它们成为了扩大 主义统治者个人延续的最便捷的策略。康德在其哲学简论《 和平论》中悲愤地写道:“没有一个独立国家，无论大小，可以因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所取得。”在这里，康德控诉了旧制度获取国家领土的最司空见惯的做法。

然而，全欧洲范围内的跨地区王朝家庭关系和联盟同时包含着混乱与不安定的种子。“私人的”的家族之间和家族内部纠纷、人身事故和疾病灾难会立即被转变为“公共的”国际冲突。“由于 主义背景下的王朝领土由统治者个人所保障，一旦统治者去世，系统性危机将接踵而至”。例如对继承优先权的诉求通常诉诸战争，仅次于重商主义带来的 争，继承战争以及更广义的以继承为借口的战争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由于王朝间家族关系几乎自动地波及所有的欧洲国家，因此任何继承危机将很容易变成一个多边的欧洲范围内的冲突。波兰王位继承战与波兰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是法国急于恢复乌得勒支和约之前的国际领土；没有子女的西班牙国王死后，路易十四接受了由法国皇室的菲利普继承西班牙王位的遗嘱，结果引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几乎所有主要的西欧和中欧国家均涉入其中。

02

从重商主义到资本主义

前文说到王朝家族纠纷带来的战争十分多样繁复，但仍只能仅次于重商主义带来的 争。重商主义广泛存在于18-19世纪的东西方各国。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虽说他当时提倡的是自由放任市场，但当时 主义国家的君主们如获至宝——既然市场经济如此有利于实现富裕，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国家的组织下大力发展工业与商业，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国富”。

它既是一种经济思想，又是一种国民经济政策实践。其基本内容是：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即财富；财富的直接源泉是流通领域；一个国家财富必不可少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如果它没有贵金属，就必须通过贸易来取得，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因此，为了保持贸易顺差，殖民与战争等暴力手段便成为了高效的途径，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便是一个例子。可以说清政府的“落后挨打”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幸运，因为当时西方国家的指导思想便是要长期保持贸易顺差，鸦片与战争都只是手段而已。这与现代西方国家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后者手段的影响会更加持久而深远，比如让中国成为下一个巴西，侮辱性固然没有国耻大，但 性更强。

重商主义在历史上的短暂存在是很有意思的，它主张的是一种战争形式地掠夺工厂、市场，通过商业公司来达到积累财富与税收的目的。重商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集中在：重商强调国家干预，侵略掠夺他人商业成果；而早期资本主义主张的是自由放任的观念。因此可以说重商主义衍生了军国主义，从俾斯麦的普鲁士到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从明治维新的日本到二战中的“大日本帝国”，其本质都是运用国家机器大力发展商业的、在 主义国家观下运作的体系——这两国长达近百年的相似历史也让他们在二战前做出了相同的选择。然而，重商主义确实可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强调在国家的干预下，市场一体化，消除国内贸易壁垒。

而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而现代国际关系结构就是建立在现代国家所共同认可的“国家主权”理论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被定义为一种基于产权关系的社会系统，其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生产者为了谋生而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去获得生活资料。雇佣劳动力产生利润，所以剩余价值可以在生产过程本身被抽走。根据这一模式，市场并不代表机会，而是资本家和生产者都必须接受的一种强制力。这种必须在市场中生存下来的强制力产生了一系列连锁现象。一般来说，对市场的依赖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对生产资料(而非暴力的手段)的再投资，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并推动了经济增长的进程。

俾斯麦，德意志铁血宰相

如果我们看向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历程，一个从基于封建地租、世袭传承的制度向基于薪资分配的制度的转变，那么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二者社会体系的政治分野的关键原则。如果封建制度意味着领主政治权力的分权和人格化，创建了欧洲中世纪“国家”的诸侯分包型主权，而 主义意味着王朝政治权力的集中和 化，诞生了大量重商主义的帝制国家，那么资本主义则意味着现代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去人格化——如果统治阶级的权力存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财产的拥有和控制上，那么“国家”不再需要直接干涉生产的过程，其核心功能在于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外部保护上了。

原则上，考虑到政治(而非经济)平等的自由民之间的民事契约问题，应该将其法律强制力置于民法之下。反过来，这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暴力手段进行公共垄断，从而促进公平的公共官僚机构的建立。尽管这也无法消除现代国家主权高于公民社会权利并与之对立的历史作用，但也可见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权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性社会与政治性国家相分离的理论。而可以预见的是，倘若资本主义并非基于这种逻辑——国家政治地位服务于经济的再生产——那么资本主义也势必如同封建主义与 主义的“以战争、地缘政治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般滑向衰落的深渊。

03

独树一帜的英国:

现代主权与积极制衡

那么这种处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 主义国家是如何向现代国际关系转型的?笔者认为这种体系改变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与作为现代国家的成长有直接关系。在光荣革命结束和后续汉诺威王朝这段时间，英国外交政策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产权制度的形成而发生了转变，这种制度改变了英国的国家制度架构。自此以后，这将在欧洲国家体系重构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英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始于16世纪，在17世纪明显加剧。这导致契约农转变为农业工人，军事化的封建领主转型为去军事化的资本家地主阶级受市场竞争驱使，他们将土地承租给租户，不断变动的阶级结构延缓了斯图亚特王朝 主义的建立。直至17世纪末，英国主权不再系于国王，而是在君主立宪制的背景下归属于议会。英国对欧洲新态度的历史性预设前提是，外交政策遵从议会权利从王朝利益中分离出来，从而与英国外交政策协调，甚至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经过这些宪法性的修正之后，英国外交政策不再完全依照王朝的利益由内阁政治来实施，而是越来越多被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发地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制定，这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革新。

在欧洲大陆的国家还在玩以领土瓜分维持均势的游戏时，英国已然开始施行“去领土化”的外交政策。凭借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对海军优势的资助，英国继续执行进攻性重商主义“蓝水”政策;同时，英国在乌得勒支和约后的欧洲五大国联盟中担任了平衡者的新角色，并且进一步减少了对欧陆的领土诉求。反过来，乌得勒支不仅证明了英国崛起为大国，还有其在新规则(积极制衡)和旧的领土原则(大陆均衡)的基础上调节欧洲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其遏制法国的战略是，将法国的军事力量困于欧洲大陆，同时在海外利用英国占有优势的海军力量击败法国。可以这么说，英国的安全利益系于欧洲，而经济利益则在欧洲舞台之外。

蓝水海军，指能在远洋情况下航行的海军，除此之外还有褐水和绿水海军

年后，英国外交政策不再坚持“天然盟友”原则——在“旧体系”下，英格兰与荷兰共和国和奥地利结盟对抗法国——而是在灵活原则下迅速改变联盟关系，从而为其在大陆赢得了“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绰号。这个绰号多半来自于君主们没有掌握议会系统内多数派变化的本质，也由于君主们没有理解，在大多数国家仍处于 主义国家体系的背景下，英国的资本主义外交政策和积极制衡的逻辑。新的观念是，较弱的盟友(例如普鲁士)一旦恢复力量，就要停止战斗，而不是去消灭共同的敌人。这是一种稳定实现最小目标的思路，而非以瓜分形式获取王朝联合的 目标。

帕默斯顿的名言:均势的掌控者没有 的朋友，也没有 的敌人，只有维护均势本身这一 的利益。这是对英国的孤立主义政策的 诠释。英国这个商业国家对欧洲大陆的领土收益——除了管控欧洲主要商路的战略据点——根本不感兴趣。如果说年之后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直接军事干预已经明显减少，那么在腓特烈大帝的七年战争时则几乎为零。对法国亦然，英国长期拉踩最可能威胁其本土安全的法国，不断与普鲁士结盟，通过经济与政治手段让法国陷入了动荡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英国通常采用给予小国经济援助或结盟弱势大国以威胁其他大国的形式来实现国家安全，从而帮助英国在海外建立海上霸权。随后，“欧陆国家已经注意到，虽然英国在传统上声称用右手建立欧洲平衡，但左手却建立起两个世纪以来拒绝任何均衡原则的海上霸权”。

简而言之，英国凭借海上霸权成为均势的制衡者，而海上霸权建立在高效的资本主义经济所提供的资金基础之上。英国不是王朝权力平衡中偶然获利的渔翁，而是欧洲政治体系中有意识的调节者，与欧洲在地缘政治而非经济行为上渐行渐远。18世纪欧洲政治在同一时期存在两个时代的地缘政治秩序概念，积极制衡与领土均衡，分别为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王朝国家所持有和运行，而前者的成功深刻地影响了后者的改变。

04

后记

我很小的时候对德国的战争史颇有兴趣，三十年战争中的两大绝世将才华伦斯坦与古斯塔夫曾是我一段时间的偶像；后来在高中的模联生涯中，我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深刻影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再后来做了一段时间的精法，而三十年战争是法国正式成为 强国的标志…

因此可以说这两期文章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梳理三十年战争始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重要性以及它后续为整个欧洲带来的变革。在查阅与整理文献时，我找到了一些很不错的切入点，三十年战争、 主义国家观、地缘政治的均势制衡、王朝外交、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主权、英国的强势崛起，它们分别都是独立的宏大话题，却又围绕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串联贯通、交相辉映，用这些不同的视角去看它的始末是如此令人感慨。期待这两期文章可以为作为历史爱好者的你展示这个时期欧洲大陆的丰富图景，感谢您的阅读！

往期推荐

01

●为什么我们要争议死刑的废除

?点击阅读

02

●祛魅大元汗国-挑战《忽必烈的挑战》

?点击阅读

03

●“哲”

大麻之乐

?点击阅读

04

●她们讨厌的不只是茶颜悦色...

?点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