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香港依旧很乱，很多人一直在后台留言让我再写写香港，我一直不愿写，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有些人想要“搅混水”了，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政府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出手收拾那些暴徒？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有疑惑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再写一篇文章和大家分析下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试想：我们普通老百姓知道应该出手收拾这帮暴徒，中国政府不知道吗？既然知道，没有动作，那么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这件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二，还没有到出手的时候。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两者兼之：既不简单，也没有到该出手的时候。

我们先说说这件事为什么没有那么简单？

想要搞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明白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

管理一个国家主要有四个部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外加一个所谓的“媒体监督”的“第四权”。

我们先说说传统的三权：所谓的行政权就相当于政府，立法权就相当于立法委，司法权就是法院。

现在香港最大的问题出在哪？

司法权！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相对独立。

现在香港“三权”中的行政、立法权都还都不错的，能够与中央政府形成一致：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暴徒针对香港警察和冲击了立法会的主要原因。

我们先说说：为什么香港的行政权和立法委还不错？

香港回归了，实行的是“一国两制”的政策，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与中央政府一致，那么还叫“一国”吗？这就好像地方政府老和中央政府对着干，那还叫地方政府吗？

香港政府的最大的权利就是管理香港的一切公共事务（大家可以想想地方政府），同地方政府一样，没有军队，香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最大依仗是警察——这就是那些暴徒针对香港警察的一个重要原因。

警察执行法律，首先你得必须要有法律吧，法律由谁来制定？

香港立法会！

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根据同日生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在年7月1日，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成立。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香港立法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组成。

也就是说：香港立法会全部是中国人。

中国人当然要维护中国利益、维护香港利益了。

有了法律，你违背了法律，那么警察就会把你抓起来，抓起来后就会有法院来审讯你，给你定罪。

香港法院分为三级：基层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

如果你犯罪了被警察抓起来，然后有基层法院审理，定罪后如果你不服的话，那么可以上诉。

在中国一般采取两审终结制：地方法院审判后，犯罪分子不服可以提出上诉，上级法院审判后就是最终审判，犯罪分子不能继续上诉。

香港那些暴徒为何胆子那么大？

因为有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给他们撑腰：无论犯多大罪，到了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那里都能给你把罪名降至最低，因为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法官全部都是外国人！

所以，香港的司法界非常的糟糕！

比如，年香港发生“占中”事件，暴徒对警察实施袭击，结果暴徒却被轻判，警察反而被判重刑！

年1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处理黄之锋、岑敖晖等16名被告的判刑：黄之锋入狱三月，黄浩铭入狱4个半月，其余被告缓刑。

相反，维护社会秩序的七名警察却被判刑2年。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暴徒有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保护，它们害怕把事情搞大吗？警察还敢维护社会秩序吗？

如果警察不敢维护社会秩序，那么香港政府就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大手段！

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能明白：香港的问题不在行政、不在立法，而是在司法界，因为司法界的大法官都是外国人！

我相信到这，大家肯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能把那些外国国籍的大法官都换掉？

对不起，换不掉！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法官是终身制，除非死掉或自己主动退休，否则没有任何人能换掉他们，可以一直在那个位置坐到死！

那么又出现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为何要让大法官终身制？

理由就是：终身制可以保证法官不受来自行政机构的压力，确保司法不偏不倚，当政府成为诉讼一方当事人时，法官也不用违背法律与良心作出有利于政府的裁决。

这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下面，我们再说说香港为什么会这么乱？

可以说大部分的香港人还是不错了，除了少部分非常的坏外，大部分都是愚昧的老百姓被人给忽悠了——很多人连字都不会写。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被洗脑呢？

这就涉及到香港的“第四权”：媒体。

目前，香港媒体中具有中方背景的主要有两个：《大公报》和《文汇报》，其它媒体没有明显的倾向。

但是，这两个媒体在香港17个主要媒体中的公信力却不太高：年的香港传媒公信力评估中，《大公报》在17份报章中的排名是第14名，《文汇报》则是第11名。

在香港，真正坏的是哪些人？

第一，49年逃到香港的国民党人。这部分人对大陆共产党有着血仇。

第二，解放后大陆逃到香港的人，这些人大多是当年在大陆因为地富反坏右身份或国民党特务身份，拼死逃到香港，这部分人对共产党有着深仇。

第三，越南难民。当年越南战争南越灭亡之际，英国政府为了配合美国安排这些难兄难弟，他们公然将中国香港作为南越难民安置地，从而导致大量南越难民逃到香港，成为香港新居民。这部分人是死命反对中国，努力搞港独，力图恢复英美势力的。

另外，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香港脑残大学生。

不知道大家发现问题没有：香港每次出现问题，带头的都是那些学生。

为什么会是学生？

因为那些学生没有经历过社会，脑残，好忽悠的，而且怂恿学生搞事有两大“好处”：

第一，学生终究年轻，不仅仅好忽悠，而且社会对其包容性相对比较强，他们带头搞事的话，最终在判刑的时候肯定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条件，更何况香港的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都被外国人控制。

第二，学生的影响力比较大。在一些老百姓的眼中，大学生有思想、有文化、有素质，大学生都出来搞事了，那么一定是正确的。

这就是反动势力利用学生的根本原因！

我曾经说过：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任何一次学生运动都是错误的，我曾见过两次的学生的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个时候中国内忧外患，军阀割据，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是比较先进的，所以他们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

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呢？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现在的大学生，不要说政治觉悟了，很多连基本的是非观都搞不明白，“五四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的。

香港除了司法界相当糟糕外，就属教育界了。

香港的教育界为何如此的糟糕？

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对其实行殖民化的教育。

香港学生上大学需要考四门：语文、英语、数学和通识。

通识就有点像我们的政治课本了，但是这门课的教材在香港无须送审，沦为别有用心之人向青少年灌输政治立场的工具。

由此可见，香港的教育界被渗透的多厉害！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中国为什么不让军队对付那些暴徒？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大家想：如果军队进去维护社会治安会怎么样？

进去以后，如果不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话，那么就算军队进去维护治安也没有用，因为到高等法庭和终审法庭那里，那些暴徒依旧会被判很轻的刑。如果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的话，那么会非常的麻烦——不仅仅对政治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对经济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上面我们也说过，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好的，只是一部人被怂恿、鼓动，更多的是一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否则也不会写了那么多错字），所以我们一旦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那么就可能引起整个香港社会的不满——现在至少香港政府（含警察等）、立法会等和内陆还是一条心了。

那个代价就太大了，到时恐怕影响的就不仅仅是香港了，还有内陆——我们得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这是一件极其不划算的事情！

正如《环球时报》所言：现在香港再乱，乱的也是香港，乱不到内陆来。

更何况，以前我们在前文中给大家分析过：香港主要依靠转口贸易才富有起来的，随着内陆融入世界，香港对内陆的重要性已经日益降低，未来，除非香港改变发展模式，否则香港只会越来越差。

而想要香港改变发展模式不但困难重重，而且也没有那个时间和机会了——什么都没有，想要从头来，何其的困难？！

可以预料的是：未来香港会被内陆拉开的越来越远。

这个时候，我们取消“一国两制”，进去干涉香港，以后香港经济越来越差，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香港人把罪怪到内陆头上。

所以，我们为啥要去干涉它呢？

让它自己穷下去！

让香港人自己去搞掂那些法院的垃圾和独派份子——当香港人发现因为那些人让自己穷下去的时候，自然会支持香港政府去搞它们！

只有这样，以后香港经济变差了才不会怪罪到内陆头上，反而要主动来求着大陆采取“一国一制”：因为那时香港只有回归“一国一制”，内陆才可能将部分产业转移到香港，帮助香港进行经济转型，香港人才可能生活变好。

现在这个时候，内陆去干涉它，根本是一件极其不划算的事情！

只要香港政府还能坚持、还在坚持，只要香港还没有到彻底失控的时候，内陆是绝对不会进去趟这趟混水的——让它折腾，军队在旁边呢，能折腾出什么浪花来？

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政府，政府的考虑一定是深层次的，没有进去并不是我们“怂”——连美帝我们都不怕，还怕香港那几个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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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天，香港街头早已凉意阵阵，各大电影院里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市民们都是冲着一部叫《火烧阿房宫》的历史电影来的。

故事其实人人都熟悉，讲的是燕太子丹被秦王囚禁多年，最后逃出生天请荆轲出山复仇，最终功败垂成的老典故。吸引大家顶着寒意前来的，是电影海报上的一句话：“唯爱国才能救国，不抵抗必致灭亡。”

导演邵醉翁特意在海报上安排的这句话，既是说给燕太子听的，也是说给四万万中国同胞听的。而第一批受他感召的中华儿女，正是前来观影的香港华人。

01

邵醉翁此生最大的误判，是说他的六弟邵逸夫没有电影天分。但除此以外，这位开创了“稗史片”类型的大导演，一生几乎没有走错过路。年把在上海如日中天的天一影片公司主创拉到香港，另起“天一港厂”，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邵醉翁与天一电影公司，图片来源：Wikimedia

邵醉翁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已经在东北摩拳擦掌多年，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随着中日摩擦不断升级，战争迟早会到来。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不想激怒日本人，一再掩盖事实，限制内地文艺作品和新闻媒体对战争前景的渲染。

想让电影承担起爱国疾呼的重担，留在上海已经不再合适，转战香港才是出路。

此时的香港，仍在港英政府统治下，而英国人对中日日渐升级的摩擦却相当矛盾。英国不希望日本注意到东南亚，而是希望它北上对付苏联，因此很少出面干涉日本的在华行径；但同时，英国又不愿日本独吞中国资源，更希望南京政府能拖住日本的脚步，为可能到来的欧洲战争争取时间。

当时的东南亚主要还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不过英国人想得未免太好

这样的矛盾心理，让港英政府并未对香港境内的各种立场斗争采取行动，甚至更偏向与香港联系密切的中国内地。而这正是香港华人为祖国摇旗呐喊的最佳时机。像《火烧阿房宫》这样暗示战争即将到来，呼吁民众奋起反抗的文艺作品，相当常见。

年，中日矛盾公开化，战争正式爆发，邵醉翁们的担忧不幸成真，地位特殊的香港，也瞬间成为了内地最为仰赖的南方港口。

卢沟桥事变仅一个月后，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就实现了接轨，此后英华货物联运合约生效，节点上的香港，成为了中国接收外界援助的大枢纽。在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后，香港更是成为了外援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

由于从香港进入内地的军火太多（巅峰时超过了天津、上海、广州的总和），日方对此极为不满，多次照会英国不应过分偏袒中国。日本外相更是不客气地发函说：“一段时间以来，香港成为了蒋介石政府当然的军火供给地，希望英方多加注意。”

在日本软硬兼施的要求下，港英政府开始对出口至中国内地的货物进行限制，严禁空中运输，在铁路、公路和船运方面，则通过拉长海关审核时间、课以高关税、限制特种货物进出等方式，减少对中国的协助。

但港英政府还是没有完全断绝香港对内地的交通运输，对军火也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对日本方面的照会也以敷衍为主。往返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车船仍然络绎不绝。在不经意间，这种态度刺激了香港的地方经济。

年，香港进出口总额比年增加35%，被《星岛日报》评价为一扫3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萧条，贸易额更胜从前的“黄金时代”。第二年，自1月至10月广州沦陷，香港向内地转运的物资达10万多吨，多是抗战急需的军火、药品等。

若非香港开足马力搞物流，抗战前期的局势想必还会更艰苦些。

02

邵醉翁并不是唯一一个转进香港的内地企业家，在中日关系逐渐恶化的年~年间，大量内地企业纷纷来到香港，仅上海一地搬迁到香港的人以上大企业就有20家以上，连几家国立银行也都抢着在香港开设分行，内地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香港。

据统计，中国内地因抗日战争而逃难到香港的人群中，拥有财产万元以上者计有多人，拥有0万元以上者30人，拥有亿元以上者3人，均为内地知名的企业家。

这当然是富人们为保全身家性命而做出的无奈选择，但身家并非他们唯一关心的东西。巨量的财富与其留在天津、上海、苏州最终为日本服务，还不如转移到以“自由港”著称的香港，继续生产国内所需物资，以更隐秘的方式流回祖国。

年，香港制造业企业由家暴增到家，出口向内地的贸易额每年涨幅千万元左右。这正是逃亡香港的内地企业家们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支持祖国。而他们的财富，也在经由更安全的管道，汇入国库。

年9月，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呼吁全体国民积极募捐。公债在香港并未设立办事处，结果香港华人自行组建了一个“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香港分会”，积极推发国债。

严格来说，这个劝募组织是山寨的，但担任委员会主任的，是脚跨政商两界，在香港一言九鼎的华人大佬周寿臣。有他的背书，委员会立刻在香港具有了合法性，发行不到半年，就募集了万元，其中还有多万是捐款，没有兑换国债。终整个抗战时期，救国公债在香港共发行万元，购买和捐助者，大多是华人富商。

图片来源：Wikimedia

商业巨子们出钱出力，民间的升斗小民也在积极募捐。民间募捐虽然数额不大，但参与者众，具有巨大的社会效应。

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香港各界举行献金活动，全港酒楼茶馆电影院捐赠一天的营业额，小商贩也自发参与其中。香港戏楼更是发起了“香港各界红伶红星献金筹款游艺大会”，发售元和元两种荣誉门票，收入全部用于捐赠。荣誉券比平日票价翻了几倍，却提前一周便被抢购一空。

一个月后，八一三纪念日前夕，香港又举行了一日义卖义演的活动，募集资金上百万。参与者不仅有粤剧传奇名角马师曾这样的社会名流，也有在塘西歌女这样的无名之辈。

这样的资金规模是什么概念呢？

年香港的一场宴会筹集了0多元，足够买一辆装满药品的救护车。以百万计的资金，对前线的作用不言自明。

03

就在社会各界为抗日军队募捐的同时，太古轮船旗下的货轮“新疆号”上发生了一起骚动。

太古轮船是太古洋行名下的海运公司。这家洋行由英国人小约翰在上海创立。据说小约翰在光绪年某年春节泛舟江南水乡时，无意见到家家户户门上贴着“大吉”两字，认定此为美好的字眼，决心用作公司中文名，无奈中文水平不高，把大吉写成了太古。洋行的名字便这么定了下来。

以上只可作为笑谈，但也可见太古本是深植于中国市场的洋行集团。创始人小约翰在中国做的第一个产业，就是航运业。对于在英国亲身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小约翰来说，偌大的大清国土地上没有货轮，实在是令人费解，却也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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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Wiki

就是从这时开始，太古走上了国际航运巨头的轨迹，并进而进军了包括纺织、地产、农业、食品加工等各种行业，成为了一家航空母舰级别的集团。

不过退回抗战初年，太古还没有那么强的跨界实力，它的主营业务仍然是外贸运输。同样为了规避内地的战争风险，太古轮船把调度中心也转移到了香港。而在这附近最赚钱的海上运输货品，非蔗糖莫属。

经过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相继开发，肥沃的爪哇和菲律宾已经是成熟的甘蔗产地。甘蔗的主要用途就是制糖，这是一种在高纬度寒冷地带极受欢迎的货物，不仅因为高纬度地带不产甘蔗，更因为甜蜜的砂糖能为寒冷之地的人们带来能量和暖意。

比如日本列岛就没有甘蔗产能，蔗糖长期只能进口。虽然霸占台湾多少缓解了对糖的需求，但由于当时的日本在民用工业机械方面缺乏经验，台湾的糖产量始终不景气，日本仍然需要进口糖。太古轮船则把握了这个需求，负责连接南洋国家和急需蔗糖的日本。

“新疆号”货轮平时的任务，就是跑这趟线。

船上一共有80名船员，清一色都是香港华人。他们闹事的原因，是认为作为中国人，他们不应该从事向日本供应物资的工作。在与东家太古轮船争论未果后，船员们全部愤而离船，甚至没有向太古轮船讨要薪水。

这不是唯一一批出于爱国立场而罢工的香港职工。七七事变之后半年内，香港码头工人组织了4次罢工，拒绝服务和日本相关的商船，全部取得了成功。而受雇于日本轮船的华人船员共计3人，全部离船回国。

还有大批香港产业工人也参与进来，以拒绝生产日本所需物资的方式御敌于无形。

满载蔗糖的“新疆号”最终没有抵达日本，而太古洋行此后也受到战争影响，没能与日本维持生意往来。年年底，日寇对香港不宣而战，击沉了太古的多艘船只，剩余船只逃亡澳大利亚避难，太古在中国的网点，只有陪都重庆一处还能运转。

战后，太古董事会认为中国局势不明，继续搞海运难以维持增长，而方兴未艾的空运将是未来的新方向。于是他们放弃了建设新船坞的计划，用这笔钱注资了一家新成立两年的航空公司，并在后来成为了它的最大股东。

这家航空公司名叫国泰。

04

年8月16日，国泰航空接受了两名高管的请辞，其中一人就是执掌了国泰两年多的外籍首席执行官（行政总裁）何杲（RupertHogg）。

在公开声明中，国泰方面表示，何杲的企业转型策略为国泰航空建立了稳健的平台。然而，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令国泰航空对飞行安全和保安的承诺受到质疑，亦使其声誉和品牌受压，只能遗憾地另选领导人带领公司继续前进。

这份声明很实诚，若非出现像这段时间这么密集而猛烈的负面舆论，国泰航空很少更换总裁级别的高管。尤其是像何杲这样受过正统欧洲教育，早在年就加入太古集团，在激烈的办公室政治中摸爬滚打数十年的高管，一直以来都是集团宝贵的资产。

而在国泰航空的首席执行官职务上用何杲这样的白人高管，也一直是太古集团的传统。

只有两个华人打破过这个惯例，一个是国泰21世纪初的传奇总裁陈南禄，另一个则是何杲的前任朱国梁。

在陈南禄任内，国泰完成了一个持续了20年的夙愿：全资控制港龙航空。这家由落寞船王包玉刚等人创办，立志挑战国泰地位的公司，从诞生之初就被国泰压制，如今终于彻底沦为了国泰的支线业务。而陈总裁的另一项功绩，则是与内地的航空龙头国航完成互持股份，帮助国泰和母公司太古在内地获得了一个桥头堡。

图片来源：flickr

朱国梁的政绩就没有前辈这么光鲜了。在他的任期内，国泰以每年1~2位的名次从世界最佳航空公司排名上往下掉。年他卸任总裁时，国泰已经从第1掉到了第5，还不知为什么和发明了《苹果日报》著名外号“烂苹果”一词的东方报业结下了梁子，在其旗下的媒体负面新闻缠身。

但这两人倒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毕业于香港大学。

只是不知道这两位高管是否了解年在港大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年9月20日，港大校园内熙熙攘攘，来自港大、英皇、汉中、女保罗、华侨等20多所香港名校的学生代表云集此地，商议建立全港学生运动团体的事宜。

这是香港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

年之前，港英政府虽然对援华物资和工人运动放任自流，却严格限制学生采取任何行动。十人以上的学生集会便会被认为非法，在学报和公告栏上发表的文章一旦有涉及结社、运动等的话语，便会被调查。

被港英政府压制的学生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声援内地，只能埋头读书，被广东的进步学生蔑称为“番薯仔”，讽刺他们是只会读洋人书的“番书仔”。

但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的战争计划已经世人皆知，港英政府已然没有必要压制学生舆论以免激怒日本了。香港学生这才得到了机会组建属于自己的爱国团体，利用学生身份进行宣传和募捐，为抗日救亡早做准备。

在港大举办的筹备会上，学生们为自己的组织定名“香港学生赈济会”，简称“学赈会”。

05

年5月，英国学生代表白纳德·弗瑞德来到了香港。他的身上，带着两份来自世界青年学生联合会的两份公开声明，标题分别是《援助中国学生斗争告全世界学生宣言》和《世界学生大会援助中国学生斗争决议》。

白纳德本打算继续北上武汉，把这两份得到世界各国学生支持的声名转交到位于武汉的中国学联手中。但由于此时广州已经沦陷，白纳德无法进入内地，只得在香港逗留。负责接待他的，正是香港学赈会。

图片来源：lib.hku

此时的学赈会已经在香港活动了两年，期间经历了不少挫折，但仍在维持运转，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两份声明，也是在学赈会主席李政耀在美国慷慨陈词后争取来的。

为给抗战军队提供补给，学赈会号召全港学生省吃俭用，将少吃一顿饭的钱筹集起来，汇入内地账户。他们还上街售卖自制的纪念小花，价格不定，全凭市民的爱心，收入当众开罐清点，全部送入内地。不仅是华人市民，连港英官员也都乐于高价捐一朵小花，在街头上体现自己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心。

短短两年间，学赈会筹集了2万多港元的资金，全部用于改善前线战士的生活。

学生经济水平毕竟有限，筹集的钱款与成人基金会相比不值一提。但他们的价值并不局限在筹款一处，学生不遗余力的宣传活动对调动香港社会爱国热情的作用，显然是更软性，也更具价值的。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好。

学赈会成员中有大量擅长文艺的骨干人手，在文艺界也有一些资源。这些人能够说服香港文艺明星参与义演，自己也在其中扮演角色或是慷慨献唱。前面提到过的粤剧大师马师曾也曾接受学生的邀请加入其中。义演既能筹钱，又能成为宣传工具，往往让前来观摩的市民群情激愤。

在义演之后，吸引到了